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以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长期关注和思索，令他的小说呈现出深广的内容和内涵，也具有更为开放和普遍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这也是其小说几十年后仍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在《祝福》中，鲁迅先生就用其饱含悲悯的笔触揭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们不幸的生存境遇，读来令人动容。我、鲁四爷、祥林嫂、柳妈分别代表着封建社会中不同的阶层和角色，共同吹奏了一曲带有绝望情绪和悲悯韵致的关于人生存境遇的哀歌。

“我”所代表的是受过启蒙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将人从所有传统价值权威中剥离出来，以个体直接面对生死、面对苦难。在他们看来，“人死后有没有魂灵？”之类的问题是无法、也无从回答的。这种问题要么意味着迷信；要么意味着没有答案。迷信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没有了迷信，祥林嫂还有别的可以选择的精神寄托吗？“我”没法提供。现代人的人生价值是没法安慰祥林嫂的。现代人会认为，作为现代人的个体只能独自忍受生命幽暗冥晦的深渊。所以，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时，“我”心里虽有几分不安，却没有办法，只得通过“福兴楼的清炖鱼翅”来满足身体基本欲望，从而通过降低精神追求而悬置终极追问，以此摆脱精神干扰。这种解决、或者说逃避方式，我们不仅在鲁迅的其他小说，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如一匹狼般一个人在角落舔着自己的伤口。而且，在许多西方现代派小说中都可以看到。在祥林嫂的追问下，“我”所代表的现代价值体系，其实显得非常脆弱。然而，又有谁可以回答祥林嫂临终前的这几个问题呢？

鲁四爷吗？鲁四爷这个鲁镇文化的核心人物，这个顽固反对一切新党的儒教代表人物，意味着他恪守并维护着传统宗法伦理秩序，反对抗拒现代价值秩序。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到底有没有地狱？”之类问题的困惑，由这些强者有权势者所构建的文明，排斥苦难，漠视苦难，听不见弱者不幸的呻吟，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苦难面前的豁免权。他需要做的只是恪守着自己在儒教和道教所熏染出来的生活准则。如此，他就可以获得幸福。“祝福”，显然首先是对他，及他所的代表的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祝福。但是，在小说中的“我”看来，鲁四爷的这种生活显然也是不值得过的。不仅不值得，而且是伪善的、无情的、冷酷的。是以无视生命的残酷和痛楚为代价的。

而祥林嫂则不一样，她不停地追问“我”无法解答的终极问题。因为是她遭遇的不幸太过沉重。物质上的贫乏对祥林嫂来说或许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成问题的是丧子之痛给她的打击，以及她对自己身负罪孽的日益认同。在整个小说中，我们所看到的祥林嫂的不幸，最终都集中于她的灵魂之死。她已无生念。在现实世界里，祥林嫂无法找到自己的救赎之路。即使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仍然无法得到赦免。（这在文中体现为她不被允许参加祭祀）。没有了儿子，也没了他人对她的认同（她不停地对他人说起儿子的惨剧，以及比男人更卖命地劳作，都是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同）。生活对祥林嫂来说没有了人生意义，她失根了。更为不幸的是，死对祥林嫂来说，仍然不是一种解脱。她不过是从一个可怕的世界进入了另一个同样可怕或更为可怕的世界。这大概是为什么她竟然还会在这个冰冷的世界耽搁这么久的原因。鲁迅是决不亚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残酷者”，他不惜击碎自己笔下一个可怜到卑微的小人物的最后一点温情幻想，把她抛入永恒的绝望中。祥林嫂是被一种痛苦折磨死的，这痛苦不是来自肉体的虐待，而是来自于她的内心，来自她对自己“有罪”的确信和“罪不可赦”的绝望。

而对柳妈之类的人来说，宗法伦理秩序的信仰是她们在世存活的基本保护网和疗伤灵药。“宗教是人们的精神鸦片”。所以她会奉劝祥林嫂去土地庙里捐一条门槛。然而，如果她像祥林嫂一样被命运勒住了喉咙，面对一浪一浪袭来的现实不幸时，宗教的抚慰作用或许便不再足够。

人类的苦难，是宗教也是任何人文思想家都必须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人天生就是一个有限的匮乏的中间物，在命运面前，人无法不接受生老病死，这是一切存在者都不可避免的苦难。浓重的苦难意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与理解，使鲁迅先生赋予了祥林嫂的人生以太多的苦难，丧夫失子的巨大不幸足以摧毁祥林嫂的肉体和灵魂，而这样的悲剧是在任何社会都不鲜见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极其残酷、冷漠的一面也加重了现实的不幸，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

然而当我们把这样的悲剧置于现代民主社会，让一个社会个体承受这么大的不幸，结果很可能并无什么不同。“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在命运的不幸面前，人是何等的脆弱，如芦苇般易折。而且可能正因为会思想，反而会加重不幸对自己的折磨。

封建伦理道德、启蒙思想、宗教信仰，这些在面对祥林嫂这样丧失尘世一切根基的不幸者时，都显得如此无力。它们纷纷回避。在文明的符号体系中，弱者个人的痛苦根本就难以得以舒解，个体心灵的创伤根本就难以得以抱慰。事实上，我们在《祝福》里，看不到一个可以称得上幸福的人，也没有标示出任何的出路。如果真如以前学者们对这篇小说的阐释，是鲁迅对封建宗法礼教的控诉，那么，我们为何在文本中看不到任何获胜的消息？看不到任何有积极意义的人物或行动？我们在文本中看到的是，在祥林嫂的不幸面前，鲁四爷的幸福是不值得过的；“我”只能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祥林嫂本来享有的家庭伦理价值被命运的不幸撕破，也无法幸福。柳妈则是宗法伦理价值之“日用而不自知”的庸众代表。每个人似乎都是不幸的，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呢？看来并没有答案。而这也许正是本文的开放性所在。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篇小说时，我们是否可以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它作“控诉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阐释？我们是否可以立足于文本，追问一下：一个人如何才算是幸福？如何面对幸与不幸？这是给我们留下的需要不断思考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