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更值得推荐的，当属梁氏另外两个容易被忽视的见解。一是强调中学生需要培养欣赏美文的能力，“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一是主张“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要”，但不应该从小说入手。所谓“有名的史家或叙事文大家，大抵不会做小说；而叙事文的技术，绝非从小说可以学得来”，或许说得过于绝对，但强调叙事文的写作训练，主要在于观察生活与整理资料，而不是驰骋想象力，却是个值得注意的思路。

大约两个月前，收藏家程道德教授给我看了装裱好的八页梁启超手稿，后面有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的跋，称“此梁任公先生手书清华学校讲稿也。……任公此文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谓学生作文不拘文白，亦先生生平为文主张也”。因术业有专攻，史先生跋语中间部分的铺陈有失误；至于断此乃梁启超手书，我是信服的。除了纸张及书风，我更看重文稿的内容，并认定这方面的考辨更有价值。八纸文稿背后，隐含着一段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故事，其所涉及的中学国文教育，时至今日仍是个棘手的难题。前几年的中学语文教学之争，放在历史上看，乃是其流风余韵。

以下先谈这八页手稿，考定其写作时间及机缘，努力回到当初争辩的现场，最后再引出此话题的现实意义。这里发表的整理本，由程道德教授提供，我只是在文字方面略加订正；至于专业研究所需的影印本，将刊于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现代中国》第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文稿写在“清华学校用笺”上，第一页还圈着“接笔记稿”四字；页数有两套系统，一是汉字的一至八，一是阿拉伯数字的26至33。此细节提醒我们，这不是完整的文章，必须考出其来龙去脉，方能准确理解梁启超的思路。

梁启超1925年起出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这点世人皆知。故一见八行笺上有“清华学校用笺”字样，史先生当即断言：“任公此文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但依我的看法，此文的写作时间应提前，很可能撰于1922年的秋冬之际，地点是南京的东南大学。

单从用笺本身，其实无法判定此文的写作时间；因梁氏之使用清华用笺，早在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十年以前。1914年冬天，梁启超辞币制局总裁职，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1920年春天欧游归来，梁启超更是多次在清华学校讲学。而据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22年春天，“先生在清华学校讲学”；四月起则辗转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南通等地，为各学校及社会团体做专题演讲。其中，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所作的系列讲演，均以“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为题。

这两次系列讲演，恰好都有文章传世，拿来与这回发现的八页手稿相对照，很容易发现三者之间互相勾连。八张文稿所表达的主要意见，与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作文教学法》，以及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有很多相近或相通处，但又明显有所区别，很像是对前两者的补充说明。

《作文教学法》初刊《改造》4卷9号时，题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全文共12节，此处只刊9节）。此号《改造》明显脱期，不可能像其标明的那样，出版于1922年5月15日。梁启超喜欢在演讲中插入本地风光，所谓“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云云，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改造》版《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写作时间。1922年7月24日梁氏《与佛苏吾兄书》，提及其在南开暑期学校的讲学任务7月29日方才完成，“而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更是证明讲稿不可能在此之前发表。

《（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有四处提到东南大学或南师附中，不难判断，此乃1922年8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讲演。这一点，因笔记者卫士生、束世序言交代得很清楚，学界早已了如指掌。这两个讲稿大不一样，一是自己撰写，一是他人笔录。判别讲演者有无现成讲稿，只看论述的语气以及使用的资料，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关于后者，梁启超曾说登台前没有准备，那是有点夸大其辞；但手头没有现成讲稿，却是真的。天津讲演的稿子已经交给《改造》杂志，南京的讲演于是多有发挥，也多凭记忆。两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大的思路是一致的。不过，后者明显旁枝逸出，峰回路转，成了新的著述。梁氏允许其单独刊行，不无道理。

讲演者的现场发挥，到了整理成文时，常常需要改头换面，或者严加约束。因脱口而出的妙语，现场效果很好，可换一个场合，很可能不合时宜。说者无心，“读者”有意，说不定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尤其是新旧文化论争正烈之际，梁启超跑到《学衡》派的大本营来谈论文言与白话，无论如何表态，都会得罪人。随便讲讲还可以，一旦落实为文字，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也是梁启超犹豫再三，没有马上答应笔记者刊行讲稿的要求，而是称需要修改乃至重写的缘故。

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时，梁启超围绕文言与白话，将南北两大学的论争拉扯进来：

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以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现在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梁任公讲演、卫士生等笔记：《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53页）

如此“严守中立”，“不拘文言白话”，估计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先生们都不领情。但此时此地做如此表态，梁启超主要针对的，并非明显处守势的《学衡》诸君，而是风头正健的新文化人。

当笔记者提出将此讲稿公开刊行时，梁启超在回信中单挑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之争”，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

中学作文，文言白话都可；至于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的十分完好，《水浒》、《红楼》固然是好的；但要整部的看，拆下来便不成片段。（参见卫士生、束世：《〈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序言一》）

这段话必须与任公先生发表在《改造》4卷9号上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照阅读，方能明白其真实的意旨。后者第一节上有一关键性的注释，值得抄录：

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著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

这里所说的“有人”，明显指的是胡适。因为此前两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其中提及“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第一要点便是“看小说”：

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

单看这段话以及梁启超的反驳，你会觉得胡适未免太过分，将一己推崇“白话文学”的主张，贯彻到千百万中学生的阅读中。让学生们整天抱着《水浒》、《红楼》，就能学好国文？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胡适“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五分之三学古文，五分之二学国语、文法、演说、作文等（《中学国文教学法》）。只不过其以章回小说作为中学国文教材的主张更具冲击力，故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

就在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前后不久，胡适就此问题重新阐释。据《胡适的日记》，7月6日上午“在寓作《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下午四时在山东省议会讲演；8月17日“整理在济南的演说辞，重做了二千字”。这篇刊于1922年8月27日《晨报副刊》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日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这则由讲演改写的文章中，胡适对前说做了若干修正，最关键的是以下两点。首先，贬低古文教学：“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一些材料可用，到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不是古人没留下好东西，而是“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故学生无法自修。一方面为自家提倡的“整理国故”做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白话文大有可教。其次，关于国语文教材，前三部分按兵不动，增加了第四部分“古白话文学选本”：“依时代编纂，约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将“选本”与“史著”结合起来，使得大学教授的专深研究与中小学教员的课堂教学相钩连，此乃胡适等新文化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就在这则《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插曲。为了说明“吾道不孤”，胡适引证了黎锦熙的意见：

这次本社年会国语国文教学分组里，黎锦熙先生提了一个议案，他说：“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愿意学习文言文者，虽可听其自由，但只可当作随意科……”，可以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