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乐府运动是一座诗坛丰碑。白居易积极谏言，促成了新乐府运动，他奉旨行事，上通下达，积极运作，并身体力行，使新乐府形成风气，形成流派，形成规模，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

【主题词】

新乐府 采诗 谏言 运作 力行 领袖

古老而文明的中华民族，素以“诗书之族，礼仪之邦”著称。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群星灿烂，唐代更是诗体出新，百花竞艳，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两千三百多个诗人作诗近五万首，李白、杜甫、白居易并称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公元772年生于河南新郑，公元846年终老洛阳。自顾况引荐，进士及第，步入仕途，直到分司东都，退老洛阳，醉吟香山，白居易一直置身官场，以诗为伴，是我们熟知的政治家和大诗人。他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为人处事，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标准作文赋诗，其人格诗品堪称表率，是享誉世界的一颗文化巨星。

白居易一生以诗为话，著述颇丰，传世诗文七十五卷，计三千八百四十篇，在唐代首屈一指，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讽喻诗和感伤诗，其中的新乐府、歌行曲尤其引人注目。上个世纪20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据此在其《白话文学史》中首称“新乐府运动”。其后，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征稿》中也认为，“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这就是说，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波及到诗界，形成了诗歌革新运动，即胡适先生所说的“新乐府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劳动人民地位的提高，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受到高度评价，于是“新乐府运动”便被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定义下来，白居易也被定义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倡导”，“带头提倡并引导”也，不啻现在意义上的领导，实际上白居易正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

白居易是怎样“倡导”新乐府运动并成为新乐府运动杰出领袖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乐府”。

“乐府”，本为官署之名，始于汉代。是汉代设立的音乐(实际是文化，因为它包括诗、礼、乐、舞等)机构，《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章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也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有感于哀乐，缘于事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考其史实，乐府之职“在采诗被管弦以入乐”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而细分歌辞，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主要是由文人写作的;配着“俗乐”(民间音乐)，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主要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这些乐章、歌辞统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后世因以乐府官署所采获、保存之诗歌为乐府”，“乐府”便为“乐府诗”的代名词了。

汉代的这种职“在采诗被管弦以入乐”的乐府，并非汉武帝的发明，早在殷周时代就有了。《周礼·春官》载：乐祖，即大司乐，“凡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乐师，即大司乐之副，“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传》曰：瞽宗，“殷学名，盖乐官之有道德者，使教国子，死则祀于学，以为乐之祖”;国学，周代“天子，诸侯国都内所设之小学、大学言，所以别于乡遂之学也”。《周礼·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殷周时代，学在官府，其时的“乐”由学校掌管着，学校又是国家所设。如此说来，就“乐”的管理形式而言，汉代和殷周是不相同的。

汉和殷周对“乐”的管理形式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其职责都是“采诗被管弦以入乐”，目的也都是“观风俗，知厚薄”。对此，《汉书·艺文志》说的更明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里的“古”，对汉代而言当指殷周时代，“观风俗，知得失”和“观风俗，知厚薄”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就是“诗三百”的来处(孔子入周问礼乐，遵老子言，从周王明堂带回殷周采诗三千多首，经删减仅保留305篇)。而“采诗”所得的民歌产生于“街陌”之间，出于下层劳动人民之口，是“感于哀乐，缘于事发”的。正像《诗经》中的“国风”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样，倾吐的是劳动者的肺腑之言，表达的是老百姓的爱憎之情。这是“王者”听政于民的举措，是中国古代政治以民为本的优良传统，所以，汉武帝“立乐府”，将“乐”独立于学校管理之外，单独成立乐府机构，是“郊祀”所需，也是对殷商“采诗”以民为本，听政于民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这是承继前人，也是开启后人，自此，两汉魏晋南北朝便“乐府”成风了。

还有，就是乐府的形式。从形式上看，乐府的乐章固定，歌曲的牌名也固定，后人只须以曲填词即可。“依曲填词”是方便，也是局限，于是自隋唐以来，有些人便不受旧曲调的限制而根据世情民风自度新曲，自作新辞，自创乐章了。与原来的乐府，即古乐府相对而言，这就是“新乐府”。据统计，且不说隋代，仅唐代，从长孙无忌到引领白居易步入仕途的顾况，就有近150首新乐府面世。这是变革，这种变革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嘛。

《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刺美见事”，诗歌表达的内容则是“事”。这正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说：“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这样作出来的，他所“倡导”的新乐府也是这样“运动”起来的。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则是事出有因的。

时至中唐，安史之乱破坏了的唐代社会得到了相对的稳定，政权得到了相对的巩固，经济也得到了相对的发展。统治者因此有了整顿朝纲，复兴大唐的希望，其途径之一就是采纳臣下的采诗民间，听政于民的建议。另一方面，藩镇拥兵割据，宦官专政弄权的形势也更加严峻，更加剧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对土地的兼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苛刻的政治，繁重的赋税，使劳动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顺口溜着咒几句，编着曲儿骂几声是情理中事，于是民歌风行，不胫而走。

当此之时，皇帝采纳了白居易的对策，采诗民间，听政于民，以“观风俗，知得失”。请看白居易的《策林·采诗》：

(皇帝)问：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然则一人之耳，安得遍闻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为如何?

臣(白居易)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之;教之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谓欤?

笔者在此不厌其详，全文转录《策林·采诗》，是想与读者共同感知这篇对策的魅力。皇帝“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征求臣下白居易的意见。而白居易不是只简单地回答可否，而是细陈“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可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臻至理”、“致升平”的益处。可以说，这首对策句句在理，字字传情，皇帝当然点头称是而“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了。笔者以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序幕也当由此拉开了。我们平时多赞赏白居易的诗吟得好，这里我们也不能不赞叹白居易的文做得妙啊!

那么，皇帝何以向白居易问及“采诗”之事呢?这应当还与白居易有关。请看他的讽谕诗《采诗官》：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上流下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代，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闷。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首《采诗官》运用赋陈其事的笔法，讽谕君王如果只听“郊庙登歌”、“乐府艳词”、“夕郎所贺”、“春官每奏”，只能使“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落得个“厉王胡亥之末年”的可悲下场，而“欲开壅蔽达人情”，重振国家社稷，就应该“先向歌诗求讽刺”。这是一首讽谕诗，是以前朝史实从反面说明采诗的必要，至于说“采诗”的正面好处怎样，如何“采诗听歌”，亲自听听《采诗官》作者白居易的意见就清楚了，于是就有了上面那篇君臣之间关于采诗的问对。可以想见，皇帝在向白居易问策之后，便“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新乐府”便紧锣密鼓地“运动”起来了。可以说，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正是这样由白居易以诗“讽谕”而起的。

白居易不只是以诗讽谕，积极应对，提倡并促成了新乐府运动，而且上通下达，积极运作，起着中枢领导的作用。对此，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留下了自己的形迹。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民)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民)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这是一段难得的关于新乐府运动情况的文字记录。皇帝刚刚即位，雄心勃勃，要重振朝纲，宰相(裴垍)也为官正直，积极辅佐皇帝，经常传下圣旨，要求采诗官采诗以了解民生疾苦。一个“屡”字，足见新乐府运动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身是谏官”的白居易责无旁贷，一方面要把皇帝的旨意传达下去，落实到位，一方面又要把采诗官所采歌诗收集上来，分门别类，奏明皇帝。由此可见，采诗成了朝政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成了朝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其间，白居易忙里忙外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者。白居易的组织工作做得也实在出色，一面要当廷“启奏”，一面又要对可以解决民生疾苦，消除社会弊端却又不便在朝堂上启奏的，让乐府谱曲、乐工临场唱给皇帝听。伴君之事，不可儿戏。“稍稍”二字亦足见白居易及广大乐府员工在这件事上的谨慎、认真态度。白居易指导有方，组织得力，堪称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了。

白居易不仅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的领导者，也还是一位身体力行者，在新乐府创作上有着丰富的实践和精妙的理论。他现存新乐府50首，从不同角度指陈时弊，讽谕皇帝。如广为流传的《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捕蝗》，“刺长吏也”;《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西凉使》，“刺封疆之臣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官牛》，“讽执政也”;《黑谭龙》，“疾贪吏也”;《秦吉了》，“哀冤民也”等等，这些诗篇运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朝政腐败、官贪吏虐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和灾难。细品白居易的这些新乐府篇章，给人的感受是“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辞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新乐府序》中的这段话，阐明了新乐府的创作目的以及新乐府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基本要求，可以看作新乐府创作的基本纲领，更是白居易的经验之谈。用今天的眼光看，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又是新乐府的写作高手、理论专家，是一位“内行”领导“内行”的行家里手。

白居易对新乐府运动领导的杰出之处，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得到见证，那就是因为他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于新乐府运动而遭到的嫉恨和报复。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读这段文字，那些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对白居易的嫉恨情状可以想见，进而还可以想见这些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对采诗官从“街陌”之间搜集到的民歌的嫉恨、恐惧情状。

但是，恨归恨，后面有皇帝、宰相撑着，谁也不能奈何他何，何况这也不是白居易一人之所为?不过，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会以百倍的疯狂施行报复。果然如此，到了宰相武元衡遇刺被害，白居易首先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时，“执政恶其越职言事，诬以非罪”而贬他为江州刺史。这还不解恨，就在白居易走马上任之际，进而又借故贬他为江州司马。因为说话不是时候，就一贬再贬，显然这是奸人的挟嫌报复，非要置白居易于死地而不可的。但是下层劳动人民喜欢他的新乐府，如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所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以至“巴蜀江楚间洎长安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由此可见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证明，新乐府运动绝非是几个文人骚客之间的彼此唱和，而是波及朝野，根植民间的诗歌“运动”。

白居易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即使在他因武元衡遇刺事件贬官江州之后也还为“生民”而歌。面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却没有“讽谕”之门路，只有“感伤”而已，于是用那不朽之笔痛抒心中的“感伤”，写下那不朽的“歌行曲”──《长恨歌》、《琵琶行》……“感于哀乐，缘于事发”，白居易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在他诗歌中表现的是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刺美见事”，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和腐败，白居易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以诗“刺”之，我们只能说，讽刺有理，难能可贵!

新乐府运动是中国诗坛一座永远的丰碑!

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白居易万古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