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名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诗前有序文“汗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焦仲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灵魂深处的悲歌。大多读者认为，主人公焦仲卿和兰芝的爱情悲剧，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蛮横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和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迫害者，特别是围绕焦母和兰芝的婆媳矛盾更是人性的必然。拟从焦母的思想层面作一些新的探析。

西方精神分析大师荣格最先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即人的精神领域可以分为意识、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如果说人的精神是一座海中的岛屿的话，那么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是人的意识，被水淹没的部分就是人的个体无意识，而深藏河床中的不可知的部分就是集体无意识，它存在与人类精神世界的最底层，影响每一个人的意识活动却不被人类发觉和意识，它才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根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是原型。原型的主要内容是指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同类型主题、情节、人物、意象等。

《孔雀东南飞》焦母和兰芝的婆媳矛盾就是一种文学上的原型题旨。无论是中国文学画廊里，还是在西方文学史中，这种婆媳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以婆媳矛盾为原型的叙事模式也是反复出现的。

钱钟书曾在《围城》里写道：“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于他们那样久远的历史。”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巴诺娃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了你爱媳妇儿胜过爱妈。自从你娶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象从前那样爱我。”另外曹禺在《原野》里，针对又一个焦母和媳妇金子之间的相互敌视，曾借焦大星之口叹道；“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为人们进一步人类自身的心理奥秘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作家们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剖析。

著名的评论家袁昌英在解释焦母的心理和这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曾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轻轻，性情剧烈而不幸有是寡妇的，那么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显然，作者运用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来重新解释这一古老的悲剧。由此看来，焦母的心理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具有普遍性。因此，焦母同样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并且值得同情的。

那么，笔者对焦母的心理发掘，是不是意味着对仲卿、兰芝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取消和淡化呢？结论恰恰相反。焦母形象的塑造，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尤其对妇女的戕害，对人性的扼杀。

兰芝仲卿成了封建礼教道和家长制的牺牲品，而焦母又何尝不是牺牲品呢？我们从焦母对儿子之爱，对“夺爱”者儿媳之恨，对自身心理失去平衡之悲，看到了她心灵的战栗。焦母的心理显然与她那年轻而多年的寡妇生活有关的。正如《寒夜》中的汪母所说：“我们寡妇的心，丈夫死后，就全盘放在儿女身上，儿女就变我们精神上的情人。我们这颗孤寂的心，被媳妇由儿子身上挤出来，着实没地方安置。少年寡妇个更加痛苦。”封建时代的妇女，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她们是依附于男子而存在的，“三从四德”的信条死死地捆绑着她们。她们没有工作，丈夫就是她们的职业，丈夫一旦早死，儿女就成了她们“精神上的情人”，而儿女另有所爱，她们的痛苦既在于渴望爱而而不能被爱，也在于有所爱而无处施其爱。处于这种境地的妇女，一种人是在宗教里去寻找解脱，她们吃斋念佛，苦度今生，渴望来世的幸福。譬如《祝福》中的祥林嫂，花了毕生的积蓄就是为了给自己捐一个“赎罪”的门槛！另一种人则被强大的封建礼教和法规所征服，甘心做一个顺民，争取能立个贞洁牌坊，她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这些人虽然也尝尽苦味，暗中流泪，婆媳之间也难免有些小的摩擦和小的风波，但最后都能度过危机，不致酿成悲剧。而象焦母这类寡妇，一则性情剧烈，对儿子过于溺爱，二则媳妇太聪明乖巧、活泼漂亮，儿子又对她过于顺从，这样的矛盾更为突出，以至不相容。焦母最后将媳妇赶出了家门。

所以，《孔雀东南飞》的焦母形象的意义，不仅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权威代表，更在于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心理挖掘，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它对妇女的残害不仅是肉体上的，更体现在精神上。焦母的这种心理源于那灭绝人性的变态社会，我们抨击的对象不应是焦母，而是整个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