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教育是专重“讲”的。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靠的就是言传口授。这个传统在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说“上课”，就等于说“讲课”，已成惯例。而叶圣陶在他一开始从事教学工作的时候起，就对这种传统做法表示怀疑。翻开两卷本《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几乎随处可见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叶氏认为，教师教学生也属于一种社会交际活动，既是社会交际活动当然就免不了你听我讲、口耳授受。所以“讲”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传统教育未重讲书的弊病，主要在于把“传道授业解惑”单纯看作是知识的师授生受，如同交付什么物件一般简单。这显然是有悖于教学规律的。叶氏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样才算用不着“教”呢?“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总之，他们自己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能力和习惯了：这就达到了目的（《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那么，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为了达到用不着“讲”，用不着“教”的目的，现在又该怎样“讲”、怎样“教”呢?叶氏说：正确的教法应该是“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同上）。所谓“精要地‘讲’”，也就是“讲”学生自己探索以前所应该知道的门径和方法，“讲”学生自己探索以后未能得解、或未能发现的要点和难点。果真这样去做，那么，上课就不再是“讲课”；而是在教师组织和主持下的“讨论”。所以，叶氏明白地说：“上课的活动，教学上的用语称为‘讨论’。”（《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也就是说，上课的主要方式就是讨论。

上课活动要真正处理成卓有成效的讨论活动，须要有个前提，那就是切切实实抓好预习。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过，不再赘述。这里所要着重探讨的是，讨论以前和讨论中间，教师应该如何“引导”的问题。

叶氏认为，无论是指导学生预习还是组织学生讨论，首先总要指点一下读书、读文章的门径。书和文章有千千万万，谁也读不尽；但凡是有益的读物，在内容和形式上总有许多可取之处。学习语文，着重点当然是在探究形式方面的问题。探究些什么呢?这应该让学生明白。叶氏在与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第一册第一课里，写了一篇“文话”叫《文章面面观》，就精要地讲了读文章探究形式的七个项目：“一、这篇文章属于哪一类?和哪一篇性质相似或互异?这类文章有什么特性和共通式样?（文章的体制）二、文章里用着的词类，有否你所未见的或你所知道的某词大同小异的?（语汇的搜集）三、文章里词和词或句和句的结合方式有否特别的地方?你能否一一辨认，并且说出所以然的缘故？（文法）四、文章里对于某一个意思用着怎样的说法?那种说法有什么效力?和别种说法又有什么不同?（修辞）五、文章里有什么好的部分?好在哪一点?有什么坏的部分?坏在哪一点?（鉴赏与批评）六、这篇文章和别人所写的同类的东西有什么不同?你读了引起什么感觉?（风格）七、从开端到结尾有什么脉络可寻?有否前后相关联的部分?哪一部分是主干?哪些部分是旁枝?（章法布局）”并且指出：“别的项目当然还有，以上所举的是最重要的几个，每个项目代表文章的探究的一个方面。能从多方面切实留意，才会得到文章上的真实知识，有益于阅读和写作。”一套语文课本，开宗明义就把读文章的基本要领向学生明明白白地交代出来，这体现了叶氏关于“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的一贯主张。

上面所列的七项，值得注意的有这么两点：一是概括了文章在形式上的各个主要方面，如体裁、遣词、文法、修辞、风格、章法等等，使学生一开始就懂得该从哪些地方着手去探究，去思索，这就为“预习”或“讨论”划定了语文学科对于文章所应研究的基本范围。二是一概用提问题的方式，并且特别注重“比较”，如体裁异同的比较，炼字炼句的比较、文章优劣得失的比较，写作风格的比较等等。这不但能引起学生探究的兴趣，而且暗示了语文学科对于文章所应采取的探究方法。因此，这七项读书法，对我们今天尝试讨论式教学无疑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