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教师在教学《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一文时，多乐道于“完璧归赵”和“负荆请罪”，对 “渑池会”则因其简约（叙写仅401字）而略过。笔者以为，司马迁对“渑池会”的叙写，其实是精心处理、匠心独运。如果以全景视角而观之，也许我们能见微知著，从中体味到“史记笔法”的精妙所在。下面，我们就走进文本品味之。

（一）

“渑池会”发生在公元前279年。这次会盟是在怎样背景下进行的？

《史记》曰：“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在此，司马迁似乎想告诉世人，这次会盟是赵国战败而由秦国提出的“城下之盟”。这里太史公精心构建了一个赵君臣相谋的场景：赵王去还是不去？去，秦国一向以诈与力而制诸侯，且前车之鉴多起。公元前340年商鞅伐魏，以“为好会”为名骗取魏主将来会而扣留，结果魏失主将大败。公元前313年，张仪以献地六百里诱使楚怀王与齐断交，齐楚断交后，张仪改为献地六里。公元前298年，秦国约楚怀王在武关会盟，楚王赴约，结果被秦国以重兵扣压，最后囚死于秦。……如此看来，赵王赴会必将是凶多吉少。不去，则正中秦国下怀，“示赵弱且怯也”，在道义上首先理亏于秦。在这两难抉择中，赵国最终还是选择了去。“王行，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赵国大将廉颇“盛设兵以待秦”。置死地而后生，选择的背后是赵国做好了充分的政治、军事准备。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让我们再次仔细审视那段历史。

渑池会盟的前几年（即公元前279年之前），可谓是战国史上风云变幻之期：公元前284年，秦国主谋合纵伐齐，齐国破败，标志着齐秦抗衡时代的结束。秦国失去对手之后，位居七雄之首；而北方赵国，经过“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此时已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①。

公元前283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②，秦怕东方各国合纵攻秦于是退兵。其后，秦国展开外交攻势，先与楚相约和好，接着又拉拢韩魏连横，孤立赵国。赵外交斗争失利后，对附秦的魏国大张挞伐，而秦国则乘机派大将白起三次攻入赵国西境，攻拔蔺、祈和光狼等城③。在接下来的四年对抗中，秦国占上风，但赵之国力尚属完好，要想决出胜负，就必须诉诸于主力决战。而就在此时，形势又有了重大变化。

首先是赵国后院起火（燕赵本为盟友）：齐人经过五年苦战，奇迹般地转变了战局。齐将田单于公元前279年（与“渑池会”同年）以火牛阵打垮了燕军主力，一直把燕军驱回黄河以北，“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④。 面对齐军的席卷之势，燕人几失招架之功，赵国也惊恐万分，急欲与秦妥协，回身对付复兴的齐国。而秦国此时情况亦不妙。饱受秦军重压30多年的南方大国楚国，乘秦赵胶着之际，在公元前279年派大将庄蹻率军向秦反攻，很快夺回黔中郡，并乘胜追入秦属巴郡，后转兵南下，企图从南翼包抄秦军。⑤在后院起火的形势下，秦也无心再与赵国相争，共同的需要使秦赵两国坐到了一起。

据上所述，“渑池会盟”并非是我们过去简单理解的“城下之盟”。然而，司马迁却并未于文中详加交待，却以“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一笔带过，这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仔细读来，耐人寻味。

（二）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与赵惠文王终于会于渑池。

《史记·赵世家》载：“二十年，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据《年表·赵表》：惠文王二十年，“与秦会黾池，蔺相如从”。《集解》徐广引《表》作“渑池”。渑池(今河南渑池县)，本是韩邑，后被秦国所得，当时算是秦赵缓冲交界之地，而今则成了太史公笔下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说，渑池会上虽无刀光剑，但处处暗藏杀机，司马迁以其生花之妙笔，艺术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外交“史实”。

开始，秦王要求赵王为其“鼓瑟”。按理说，这虽算不上是强人所难，但赵王慑于秦王的淫威，不敢不从，然而，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注意，司马迁在此设置了一个微妙的细节：秦御史（战国时专管图籍、记载国家大事的史官）不待召唤而“前书”（走上前写道），这说明秦国蓄谋在先，有备而来；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令”赵王鼓瑟，一“令”字，写出了秦对赵王人格的侮辱，对赵国尊严的蔑视。

赵王不吭声，其实此为蔺相如出场之抑笔。果然，大勇无畏的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没想到蔺相如竟让秦王为赵王“击缶”（赵王鼓的“瑟”好歹也是二十五弦与琴相似的一种乐器）。据《史记集解》引《风俗通义》载：“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李斯《谏逐客书》中曾云：“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秦声即为秦国的乡土乐曲。表面上看，让秦王演奏一曲秦地乡音也不为过，但让一国之君“击缶”则是对秦之无礼在先的有力反击，而且这种反击有礼有节，让你无话可说。秦王自然想不到一个臣子竟会如此胆大妄为，大怒，不允。“于是相如前进瓦，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寥寥数言，却显精妙。姑且不论蔺相如“跪请”之机敏，“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的言语之绵里藏针，仅是相如“顾召”（回头招呼）这一细微动作，就将秦国阴谋揭穿。而且，你“令”赵王“鼓瑟”是强迫命令（不得已而为之），而我则是请秦王“为”赵王“击缶”，一个“为”字将秦王心甘情愿，自愿为之的“恭谦”态度“载入史册”。

“鼓乐”，秦国没有占到丝毫便宜，反而“偷鸡不成蚀一把米”。于是，秦国君臣迫不及待地露出了真面目：“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秦赵交兵正是为了土地人口。不难想象，秦国提出如此要求明显带有胁迫之意，因为“渑池”毕竟属于秦国势力范围，赵国不占地利之宜。面对秦国的傲慢霸道，蔺相如则针锋相对：“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秦国占尽天时地利之势，但赵国君臣却能上下齐心取“人和”之宜，最终，秦国君臣悻悻而归。

纵观太史公妙笔之下的“渑池会”，我们如同穿越时空，仿佛亲眼目睹了那一“真实”的场面，特别是大智大勇的蔺相如，已然“活”在后人心中，正如明代凌稚隆所言：“相如渑池之会，如请秦王击瓦，如召赵御史记，如请咸阳为寿，一一与之相匹，无纤毫挫于秦，一时勇敢之气，真足以虎秦人之魄者”。⑥

（三）

太史公笔下的“渑池会”的确惊心动魄。过去笔者教学此处，总是心存疑惑：“渑池会”双方折冲樽俎，冲突一触即发，最后竟能如此“顺利”和解，难道当时秦国仅是惧怕一个蔺相如，或迫于廉颇边境“盛兵以待”？

现在查阅《史记》及相关资料，才发现“渑池会”是秦赵两大强国在特定背景下的一次“战略妥协”，换而言之，是秦赵两国相近的实力决定了双方会盟的“和解”。秦赵长期僵持，互相消耗，必然会导致自己相邻的对手----齐楚这两个昔日强国的复兴，这正是秦赵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秦赵两国都有达成默契的愿望，即暂时建立彼此相对稳定的关系，以全力粉碎齐楚的复兴企图。因此，形势决定了“渑池会”必须化干戈为玉帛，而这些，并非是某个外交奇才或边境“盛兵以待”所能决定的。

果然，渑池会盟后，赵国立即东进击齐，齐国败退，赵不但巩固了对河间的占领，还跨过黄河夺取了齐国本土的高唐等地。秦国，“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 ⑦ 我们说，楚齐的威胁促成了秦赵的和好，而在威胁解除后，秦赵的友好也就走到了尽头。公元前276年，秦军东进攻魏，重新经略中原；公元前273年，赵国“与魏共击秦”，⑧与秦国战于华阳，勉强维持了六年的休战即告结束，两强争霸重又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看《廉颇蔺相如列传》对“渑池会”的叙写，我们才明白太史公的匠心所在。众所周知，《史记》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在“渑池会”这一历史事件的叙写中，司马迁就着浓墨于蔺相如，不仅让后人感受到了历史人物的真实，更是将那种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那种大勇无畏的“人之精神”大力弘扬；而对与之次要但又必要的陈述，如“渑池会”历史背景的交代，或一笔带过，或见于他处。用李长之先生的话说，“司马迁在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晓得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现的‘互见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是尽的历史家的责任”。⑨

注释：

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72页

② 《史记·卷五·秦本纪》，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③ 《史记·卷五·秦本纪》，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④ 《史记·卷八二·田单列传》，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1070页

⑤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7页

⑥ 转引《教师教学用书·高中语文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⑦ 《史记·卷五·秦本纪》，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⑧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701页

⑨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