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动了动眼皮嘴角，显示屏上的波纹便最后一次拉平了。那是漫长的一瞬间，时间和存在都凝固了，沉寂中似乎有乐声四起……我颤抖着退出房门，走廊里一片漆黑。

我得知父亲萧乾病危的消息是在本年２月４日。晚饭后接到岳母家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半小时后又与我母亲和北京医院的主任医生通了话。这时，我已把回国机票选定好，开始心绪混乱地打点行装。３个月前刚同父母告过别，我对突然回返毫无精神准备。记得我在京的最后一夜，是在他们客居两年的病房里「偷渡」的。我这外归的儿子占用了妈妈常用的折叠床，睡在过道里：她自己则挨着病床，欣然在一张沙发和两把椅子上凑合。熄灯后，爸爸的声音还在黑暗中愉快地忆起一家人当年在干校同甘苦的日子。谁能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互道晚安！

从石岛市到芝加哥驾车需用３小时，我这次仅用了两个半。路上，一会儿重温连夜在录音电话上做的工作安排；一会儿想起未能对身后的妻子做足够的关照；一会儿又揣摩起电话上妈妈和医生的话来，尽力从每个字眼和间顿中搜寻爸爸的病情现况与可能性。车窗外，农田在晨霭中延伸起伏，时而被高耸的加油站塔和招牌间断。这些标志刚从眼前掠过，类似的标志便在前面翘首等待了。

１９８０年秋我从北师大转来美国爱荷华州一家人文大学。次年，在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活动中我见到丁玲，从她那儿首次得知父亲肾结石开刀的消息。我真是急坏了，一再向她打听细情。原来几个月来收到的家信都是父亲从医院病床上写的，而家里三位长辈都对病情守口如瓶，说是怕我心里牵挂不安心学习！丁阿姨见我不知所措，意识到她泄露了秘密。她关切地望着我，拉住我的手一板一眼地说：「你应该回咱们国家去。那里才有生活，有斗争。丁阿姨讲的大约是创作素材，但她布满皱纹的圆脸彷佛印着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的沧桑。她那允满主义信念的目光使我心虚，我连忙把眼避开。我当时更关心的是万里之外我最亲近的老爸。」

第一次察觉爸爸老了却比那还早上１０年。父母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后，刚过１０岁的我常被人欺，便到宠物世界去寻找慰藉，从野外捉来各类虫蛙饲养，还下过几次离家出走、投奔大自然的雄心。爸爸带我爬香山散心，我一路抱怨野趣不足。一次，他独自拄杖疾步前行，直到我央求「够野了」才笑着停下来。六九年，父母先行一步去了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梦见父母弃我而去，红绿两个点子在茫茫人群里渐小。一日，我在东直门街头瞥见西山，骤然想起同游香山的爸爸，写信请求去会他们。妈妈终于把姐姐和我接去了。在炎热的湖畔工地上，我撞见的爸爸却几乎使我认不出。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神色恍然的老人，日晒泛红的脸上立着几天未刮的胡子。不整的蓝棉衣必定是匆忙中胡乱穿上身的，惟有扣得严严的领口显出他平素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一手提桶，站在两面红砖墙间的风口处清理大字报残片；见了我，先表现出几分惊喜，好像还呛着风问了句什么，然后便掉过头去又忙着揭起墙纸来……回想干校那３年，我眼前总浮现出在泥泞烈日里头戴草帽、肩扛铁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有忧愁满面的爸爸在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那是我心灵里第一次埋下爸爸衰老的记忆。仅从外表上看，回城十年后的他反倒显得健康多了。

自从爸爸因结石割肾，１９年一晃而过。这期间的前６年我一直没有回家，后１０年终于有条件每年回京一次。爸爸的政治平反几乎与肾疾同年到来。那以后，父母迁了新居，住的空间宽敞了些，爸爸早起写作，妈妈埋头翻译，过了几年愉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