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名人谱里不乏珠联璧合的夫妇，其中大学者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当属天设地造的结合。夏衍老曾赞叹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北京的新闻界或许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据钱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映，又恰逢他80华诞。我原以为这两桩大事会打破他们的宁静与淡泊，至少让他们回到世间来“曝曝光”，因为太多的读者和荧屏前的观众渴望了解他们，结果却一切如故。他们逃名如逃役，还是让他们逃掉了。

《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止不住想写下点滴印象，记一记这对博学睿智、可敬可爱的老人。

嗜书如命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现在他们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泽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

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淡泊名利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他俩也从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地回答我：“没有那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说我像挡路狗。有些人真没办法，事先不通知，敲门就进来；我们在外边散步，他们就来捉。有时我挡了，有时我陪着，很累，干不成什么事。单位要给他过生日，我们好不容易辞掉了。”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记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的自甘淡泊。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著作等身这几年先海外后国内，“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他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杨绛也写小说。两年前她18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采访过她。我觉得《洗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耐读的学者小说，只不过更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此书已在香港、台湾出版，并有了法文译本。

钱老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我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老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我暗暗地想，“扔下的”大约屈指可数吧！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老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我也曾问过“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智慧世界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老，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钱老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老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写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杨绛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给我：“这是我送的第一本！”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的大谈“比较”。钱老生平最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在一旁的杨绛马上伶俐地从书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与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我有一年多没有再见他们了，电话里问起过他们的起居与健康，杨绛说：“纸老虎！我说身体不好，别人不相信。钟书白天见了客人很兴奋，高谈阔论，晚上就睡不好觉了，失眠，咳嗽，血压高。”他们对门原来住着国务委员邹家华夫妇，他们教会了杨绛做大雁功，杨再教给丈夫。现在两位老人常常做大雁功以健身，有时他们也出去散步，但要选好时间，否则碰到熟人朋友学生，又难免一场应酬了。

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