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法志士到学术大师

1894年，梁启超离开宁静的书斋，跟随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斗争中，为救亡图存四处奔走。

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倚梁启超为左右手，变法中许多重要的奏折都出自他之手，当时他才只有25岁。后来，清廷通缉他，梁启超被迫亡命日本，开始旅居海外13年的流亡生活。

但梁启超很快从变法失败后的阴影中走出来，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西方文化，执论界之牛耳。

晚年梁启超学贯中西，在清华大学就任导师，深受欢迎，“每逢上课，不但教室座无虚席，而且走廊、过道、门外都挤满了学生。”

作为教育家──致力开民智一家三院士

离崖门海口不远，新会县城南面十公里的茶坑小村，就是梁启超出生地。他的祖父是茶坑村唯一一名秀才。

近日，记者来到茶坑村，寻访到梁启超唯一留在家乡的后人──侄孙梁瑞其，他称梁启超为“大公”。讲起“大公”生前故事，梁老滔滔不绝。

梁瑞其回忆，“大公”自小就十分聪明，勤奋好学。听父辈讲，他四岁就开始学习写字，读《四书》、《五经》，八岁就会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当时，乡里人都称梁启超是“神童”。

梁瑞其说，“大公”不仅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教育子女，也要求他们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孩子们小时，‘大公’常常与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后来，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

在“大公”的教育下，他的9个子女个个成为国家栋梁。其中，长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则是火箭专家、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大公’家出了三个院士，在中国绝无仅有!”

梁启超故居离茶坑村口约有数公里，绿树成荫，繁花簇拥。故居房屋青砖黑瓦，外表看上去像是一幢普通的青砖瓦房，只在入门处立了一块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了解，1996年，梁启超故居就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在江门地区是唯一的一家。

作为思想家──他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广东省康梁研究会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志钦：

梁启超一生成就特别大，在政治上，他主张平等，重视法治;在学术上，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泰斗，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影响很大;在经济上，他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在教育上，他主张启蒙，开民智，造就一代新民，启发了好几代人，晚年更是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

天津梁启超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

梁启超在过去受关注较少，但近年来，关于他的研究越来越热，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具有很多现代人的因素，他的思想现代性非常突出。

梁启超一生都在追求民主政治，追求法治国家，追求平等和个性解放;他关注世界思想走向，引入很多国外先进文化，他还是中国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之一，虽然他当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现在有差别，但当时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是他最早引入并加以创新的，我们现代人文学科的很多领域基础都由他奠定;另外，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之后，告别政治，专心做学问，此时，他借鉴西方的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贡献巨大。

李教授认为，梁启超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弘扬，首先是他的开放精神，主张中国应当走向世界，与世界相融合;其次，梁启超一生都在主张改革，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富强;另外，梁启超对任何事都充满希望，对生活总是充满热情，他主张“希望是人生的支柱”，一生不怕打击，充满信心，甚至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仍在医院抱病苦读，此种精神尤为值得钦佩。

现代人还应当借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教育子女也非常现代化，他的家庭讲民主，教育子女不是用自身的模式，而是注重发挥子女个性和长处，不论男孩、女孩，都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他的子女后来都成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