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它的弱点的。鲁迅二三十年代在他的作品中揭露出来的民族的劣根性，并不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潜影遁形。一旦找到可以兴风作浪的契机，这种弱点或叫民族的劣根性便暴露无遗。“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举动，就充分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致命弱点。
作为一个文人，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良心的中国文人，面对着我们民族的弱点而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用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方式来改变现实状况，中国的文人还缺少这种号召力。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他们的笔把民族的弱点揭示出来，把自己的省察和忧虑结合进去。要探究《小狗包弟》的主题，不妨从这一点入手。
写反省“文革”的文章，有许多的人和事好写。巴金为什么既不写人也不写事，而是写了一只小狗呢？这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是从深化主题出发的巧妙安排。
文章一开始就讲了一个艺术家和狗的故事。狗是邻家的，艺术家与狗相处得很好，这说明这位艺术家的“狗缘”不错。“狗缘”不错的人，“人缘”肯定不错的。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人缘”上。在那个“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疯狂年代，人伦的丧失，人性的泯灭，就像家常便饭一样。艺术家尽管多方躲避，但终于还是没有逃过一劫，被专政队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这时，他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够出来阻止专政队的野蛮行经，或者在他剩下一口气时来救助他一下。然而，人们对他的遭遇是那么的冷漠。“认识他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过头去。”中国人啊，你们的正义感，你们的良心难道都让狗吃了吗？而在这时候，那只邻家的狗出现了。它对半死不活的艺术家表现出极度的亲热，对他又舔又抚摸。而且任你用脚踢，用棒打，也不能把它从艺术家身边赶走。直到被打折了一条后腿。回到家后不吃不喝，哀叫三天而死。那些专政队的暴徒们我们且不去论它，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灭绝人性的野兽。问题是那些冷漠的旁观者，他们竟然连一条狗都不如。“人缘”却远远比不上“狗缘”，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写这条颇有“人情味”的狗是为了引出文章的主人公──小狗包弟。这也是一条“通人性”的狗，它会以“作揖”的动作来讨主人的欢心，进而讨点好东西吃。然而，就是这么一只“通人性”的小狗，却也不能为当时的社会所容。使得“我”一家为小狗包弟的命运而担忧，生怕它被红卫兵当作“四旧”而逮住杀了。连一只狗也即将失去它的生存空间。这是怎样的社会，也就不言而喻了。
作为小狗包弟的主人，“我们”当时所想的不是如何去保护它，而是生怕它的叫声引来红卫兵抄家，因此把它当作了一个“包袱”。最后只好把它送给了医院的实验室作为解剖的活标本。为了保护自己的所谓“利益”，“我们”可以将心爱的小狗出卖。人性的丑恶，于此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一想到小狗包弟，“我”的心就像“在油锅里煎熬”，绝对不是虚情假意的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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