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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的散文向来得到很高的评价：“严谨的写实作风使她的散文浑然本色，亲切可感；对道德尊严的执着追求使她的散文充满了人格的感召力；有距离的审美观照、美丑善恶互现手法形成其散文清雅隽永、豁达冲淡的艺术风格；理性与感性紧密交融的语言使其散文既富理趣又颇具小说神韵。”《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在选入中学课本后，引起界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关注焦点是大家公认的作品文眼：“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为什么杨绛先生每当想起老王，总是心生“愧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存在之前，部分意义已经存在，在文本结束的时候，意义仍然在继续延伸，读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做出自己的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人思想发育、灵魂苏醒，从而构建出自己的精神大厦。就作品本身而言，笔者认为，理解《老王》中的“愧怍”，不能离开老王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想想文革中的“侮辱与被侮辱者”“损害与被损害者”，以及他们对待那段写满侮辱与损害的历史的态度，弄清老王不幸的深层原因（或者说生存环境），也许更容易把握“愧怍”的真正内涵。我们不妨从三重关系入手，探索老王的“不幸”与杨绛先生的“愧怍”。

“我”和老王——经济关照与心灵相隔

文章开篇就交代了“我”和老王的关系：“我”是坐车的，老王是拉车的，“坐”和“蹬”是不平等的，我们是主雇关系。一个“常”字交代了“我”照顾老王的生意，这也是老王对“我”感激不尽的原因之一。不同阶层的人认识基点存在差异，情感交流必然存在“隔”的状态，所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无话找话的“说着闲话”。老王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一种“珍惜”：“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帮助与钱无关。尽管有些时候“拿钱”，但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这里的两个“赶忙”含义不同。老王是知道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不愿接受的。杨绛并没有理解老王的心情，“免得托人捎了”，则强调非给钱不可。出于一种自然反应，面对“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老王，杨绛“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物两讫。老王知道自己行将就木，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病体，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弥留之际要向“我”一家做最终的告别。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或者说是拒绝），使其成为一场简单的经济交易。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隔膜显而易见，双方对他们之间交往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在文化上、心理上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隔着一层“厚障壁”。所以，刘禹锡宣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同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不可能和没有文化的老王有什么共同语言，有过多的交往，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或亲如家人，只能“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写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并非《老王》一篇，诸如《杂忆与杂写》中的《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等几篇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杨绛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对下层劳动者有着一种深切的怜悯与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与怜悯又是居高临下的”。

老王和其他车夫们——同行与不同道

老王的生存面临三大困难。职业危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情感孤独——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了。身体残缺——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和同行比，同是底层的老王显得孤单无助，处境艰难：同行们有“组织”，有亲人，有健康的身体，能看透主顾趁机弄点实惠；老王只有真诚和善良以及做人的准则。

老王一只眼是“田螺眼”，瞎的。瞎眼不但让他没了乘客，而且招致了别人的诋毁——“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这句话所有的根据都来自恶意的臆测：“大约”——乱猜疑，“什么恶病”——瞎估计。老王除了要忍受独眼、独身、独户的不幸之外，还要忍受“更深的不幸”——起码的做人尊严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老王的“田螺眼”竟然成为看客嘲笑的把柄，茶余饭后的谈资，人心如此阴森！我们往往习惯地认为像老王这样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习惯地相信好人终有好报，杨绛先生以尖利的笔尖刺破温情脉脉的生活面纱，直指生活的疼痛和人性的黑暗，以老王身体、精神的双重不幸促人怵惕，催人反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孔子、太史公以来一直提倡并恪守的写实作风，杨绛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坚定地实践着这一文学主张：“不虚美，不隐恶”，原原本本，据实写来。因此，老王的不幸，是一个时代底层劳动者受难的缩影，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