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过秦论》，全文共有上、中、下三篇。选作中学语文教材的，按照贾谊的文集《贾子新书》，排为上篇，《史记·秦始皇本纪》全文引录时，将其置于中段。《史记·陈涉世家》仅摘引了这一部分。《汉书》、《昭明文选》以及后世的《古文观止》，都曾收录此文。这是一篇流传久远的政论。

贾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辞赋家和政论家。他的赋写得云蒸雨降、回肠荡气，以《鹏鸟赋》、《吊屈原赋》最负盛名；他的政论写得峻拔锋利、语警词工，以《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为世所重。《过秦论》则兼及辞赋的文采辉耀、语势腾纵和政论的见解精辟、雄辩有力，以汪洋恣肆之文表拯世救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如题面所示，旨在讲论秦王朝的过失，揭示秦至二世而亡的原因。作者充分发挥赋体“铺采摛文”的特长，不径言秦之过而先以奔放之言历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以豪迈之语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以昂扬之笔大书秦之盛，犹如长河入海直奔尾闾之窟。作者在纵笔泼墨绘足龙腾云卷之态后予以点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层迭，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而且感情上能够得到震动。

《过秦论》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为叙史事，一为发议论。述史是议论的依据，议论是叙事的升华。叙述史实，以时序为经，以事迹为纬。先叙秦孝公时的“兴”，继而写“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王时和“延及孝文王、庄襄王”时的“强”，接着写“及至始皇”时的“盛”，最后写“始皇既没”，陈涉首难，使秦终至败亡。作者概括了秦“百有余年”由兴而亡的全过程，即从“攻”势转而为“守”势两大阶段。议论时，以陈涉与强大的秦王朝比，与山东六国比，是非立分，结论自出。这样由事见意，由史出论，便于作者按辞赋的写作规律，施展才华，驰骋笔墨。

《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大派，将贾谊归属“屈原派”，也就是说贾谊承续了《楚辞》的余绪，且有新的创造，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因而贾谊以其辞赋手段写政论，即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确为刘勰所说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而没有堕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泥淖。《过秦论》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使得文势滔滔，有一唱三叹之概。

极化对比，气魄恢宏。辞赋惯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过秦论》写秦由兴而盛的“攻势”，将攻和被攻的双方向两极强化，极言被攻对象的力强势盛，极言进攻方面的力弱势孤，结果却易攻轻取，对比之下显得气魄很大，且更能说明问题。秦孝公时，“君臣固守以窥周室”，一个“窥”字，透出了秦伺机而动的野心，写出了他偏居一隅的地位，也暗示了周天子地广人众、位高权重的形势。双方力量悬殊，而“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西河之外大片土地，只是“拱手”便得，极言取之甚易，如反掌之劳，似吹灰之力。这反而突显了秦的兵力雄厚，攻取轻易被攻的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时，“九国之师”“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兵多将广，声威烜赫，攻势凌厉，结果“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秦不费一刀一箭，就叫山东六国“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始皇时，“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所有这些，都是采取将双方“极化”的办法，反衬而说明问题。一般的夸张，通常是“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就事物的某一属性予以夸大。而贾谊写秦攻之易，却先将双方极化，再将攻取极化，则文词便壮采飞扬，足可披瞽骇聋。“壮词可得喻其真”，象“拱手而取”、“无亡矢遗镞之费”，“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反而有助于文义的鲜明显豁。

同义叠句，气势酣畅。《过秦论》中也袭用赋中同义叠句的句法，可是作者不是不看场合，不看对象，不加选择，不予节制的叠床架层，使得文字臃肿累赘，而能以气势酣畅之文为表达主题服务。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席卷、包举、囊括，都有并吞的意思；宇内、四海、八荒，都是天下的意思。《古文观止》的编者评述说：“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之者，盖极言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为了突出某种意思，不惜重复数句。作者写秦始皇时之强盛：“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四句也只一意，说始皇践帝位奴役天下之人。与秦相对比，写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三句同写其地位卑微。一般地说，作文时要惜墨如金，一词能达意则不用两词，一句可尽意则不赘两句，可是这里贾谊却一意连用多句，可谓泼墨如云。这是因为这些地方“非一辞而足”，一辞虽能达意，却不能“极言”，达不到强化、极化的目的。由于一意以多句写之，便把秦的虎狼之心披露得淋漓尽致，把秦的暴虐之行描述得无一可掩，也把陈涉的出身写得使人印象深刻。以整齐句式叠写一意，使得文字气足神完，一气呵成，读之犹如骏马走坂，流水下坡。

多重排比，气氛热烈。辞赋中往往铺锦列绣，排红叠翠，排比句如鳞次栉比。可是因为句式少变，致使文字板滞僵直。《过秦论》则变化其用，以多组排句复合，从而犹如繁弦急管般热烈，增强了艺术效果。写“堵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先以“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结构的句式排比，显示“合从缔交”面的广。接着以“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联合结构的词组排比，显示上述四君子的谋能才干。再以“……中山之众”，“……杜赫之属为之谋”，“……乐毅之徒通其意”，“……赵奢之伦制其兵”四个基本相同的带有长串定语的主语以及相同谓语形式的句子，显示“天下之士”合从缔交，戮力攻秦的力量。最后更以“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八个结构异同交错的四言句，显示秦乘胜前进夺天下，摧枯拉朽攻诸侯的声势。排比句式使文章气势奔放，如果只是一式到底，那又机械呆板了，将多种句式的排比句组合起来，则整齐与参差结合，相为映照，文章便张驰有致、气韵流转了。作者为了集中排比，以为“秦无亡矢遗镞之费”的对比条件，则力加渲染，且有言过其实之弊。据《史记·六国表》载，周慎靓王三年（前３１８）有“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之事，并没有“九国之师”齐出动，六国所有人才皆上阵的情况。作者简单概括了战国时代所有的人才，且加以排比组句，则突出了声势浩大的气氛，和秦日后的崩溃作了鲜明对比。《过秦论》中多用排比，而句式多变，组合有异，这也是使得本文格高调响的一个原因。

潜义伏理，气蕴于内。作者写秦气锐势盛，是为了说明这是施仁义的结果。可是贾谊只将施仁布义隐嵌于字里行间，反而铺张扬厉地大写追亡逐北、席卷天下的声势，待到文末点题后，回顾前文一审视细察，始觉作者原来处处设伏，密而不漏。作者于第一段就带出了秦能轻取易攻的原因：“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由于采取了商鞅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对内、对外政策，司马迁也认为这属仁义之举。他说：“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作者叙秦的每一阶段，都紧扣住这点。“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因而能够“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故业”、“遗策”即为原来的仁政义举，“蒙”和“因”是说承继、沿袭原来的有效措施。“及至始皇”，最初还是“奋六世之余烈”，发扬上代遗留下来的功业，还能够威振四海。后来他“废先王之道”，抛撇了仁义──“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这实际上是不仁不义、自愚自弱的政策，因而“始皇既没”，只有“余威震于殊俗”，人心丧失，基业动摇，走向灭亡了。本文题旨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而于前文却明写、详写“攻守之势”，暗写、略写“仁义之施”，气

蕴于内，象呈于外，使人首先从气势磅礴的文辞上得到感染，直到最后才将内蕴的含义加以挑明，读者拨除疑念，释除悬念，把握主旨，则顿觉原来的潜义伏理腾跃而出，熠然生辉，戛然作响。

反复比照，导出题旨。作者为了导出论述中心，反复比照，逐步深化。先是远比，以叙述设置比照条件。作者写陈涉的出身卑微，才能平庸，不成军旅，可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随即得到天下人的响应、支援，“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写陈涉起事如此之易，和前文写诸侯攻秦如彼之难，遥为映照，对比鲜明，为下文议论作了必要的铺垫。再是近比，从比较中引出议论。陈涉之位和九国之君比，尊卑悬殊；陈涉武器和九国之械比，利钝大别；陈涉之众和九国之军比，众寡极异；陈涉之谋和九国之士比，智愚径庭，陈涉和山东之国相“度长絜大，比权量力”不可同时而语，可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就激起读者急切追寻原因，为作者揭示答案蓄积了语势。最后是总比，总括前文两极对比，从而揭示题旨。总结全文时，作者先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概括了前半篇，总结了秦占地由小到大，广有天下，势力由弱到强，统制诸侯，统治由暂到久，长及百年。接着以“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与上述对举。这里总结了后半篇。一夫毁七庙，宰割天下者反身死于人手，将秦与陈涉两方面都予以极化。这样，“何也？”的设问就更为强烈。在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势下，迸发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便如水到渠成般自然，雷霆震空般有力。

贾谊写作《过秦论》是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他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就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他是借此来宣传他的所谓“治乱之道”的。关于贾谊所主张的仁义，在本篇之中还只见其强调施仁义的重要性，至于其具体内容，他篇之内释之较详。他认为要维持统治就要省刑爱民，不可暴虐残民。“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因而一定要“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否则“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天下苦之，那就要推翻他的统治了。同时，他认为还必须重贤纳谏，不呆害贤拒谏。堵塞言路，必然“壅蔽伤国”。“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样就“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贾谊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在当时却不失其进步意义，至今仍有鉴戒价值。贾谊虽不能如我们今天一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但他充分肯定了陈涉在亡秦中的作用与地位，这是十分可贵的。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贾谊这篇政论是以史立论，不是一般的论史之作，因而不必要求他对秦的兴亡原因作全面论述，那是不切合古人作论的实际。就如宋代苏洵写《六国论》，意在“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而他的儿子苏轼写《六国论》，就只从六国“不知天下之势”的角度发议一样，只是就一个问题论证，并不如写史学论文那样作全面分析。

《过秦论》作为辞赋家的政论，在当时独标新帜，这种文风并沾溉后世，象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宋代范仲淹的代表作《岳阳楼记》等，都能明显地看到其影响。今天我们学习它，也能从它别具一格的散文艺术上，获得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