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重谈

徐慕颜，1981年生，现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复兴文化论坛副秘书长。其专栏“经典重读” 将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重新谈论中华经典，跳出“传统经学”与“六经皆史”的两个摆端，经典是“常”与“变”、“体”与“用”的统一，重新回到思想史的意义上来阐述经典的发生和历史。

重建夷夏论

——兼评干春松先生《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文

题记：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娄人会吴于钟离。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公羊传•成十五年》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也。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与桓公为主序绩也。

——《公羊传•僖四年》

自有周一代以来，“异内外、别夷夏”一直是中华政治传统中重要的基石，天下有夷夏、“中国——诸夏”有内外，族、家有亲疏，内外之礼有异同，夷夏之间有大防。随着数千年来中国政治的进步，国之外交、内政逐步区隔，作为处理国际间事务基本政治理念的夷夏内外观念，逐渐演化成复杂的政治实践，其复杂程度显然远远要高于“内外夷夏”的政治理念。夷夏、内外之别绝不是西方殖民主义对保护国、殖民地的区分，而是有着深厚中国文明传统根基的政治安排，也是体现天下仁德、达到天下和谐的一种解答。

干春松先生《制度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书内《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一文(以下简称《天下》文)，是与其《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三章第三节第一部分 “夷夏之辩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文)相呼应的。

《天下》文首先回顾了顾炎武、王夫之的“天下”论，进而回顾了康有为的“天下”论，而最终引出赵汀阳先生《天下体系》一书，赵书称，应站在“世界”之角度而非“国”之角度，来重建“天下”观念，而这个“天下”：

当世界没有被理解成一个绝对必须的政治存在而且成为政治体系中的最高政治存在，当没有一个作为全体人民的选择的，能够治理世界的世界制度，那么世界在政治上仍然是无效的，就只能依靠霸道来控制世界。

关于亭林、船山之天下观，以是书之摘引，是有些偏颇的。顾、王二先生的“天下”观念，有其背后更加宏大的儒家观念支撑，我们暂不展开论述。康有为“儒表西里”已为公论，其天下观亦乖戾之极，深明之士早已论之。

赵之天下观，以及干文引述赵文所指示之天下观，冀望以纯粹的哲学思考，拟构新“天下”，实是缘木求鱼。

司马迁曰：“《春秋》，礼义之大宗。”《春秋》主张夷夏大防之义，然则何以别夷夏?唯礼义。《春秋》既为礼义之大宗，夷狄若要进于诸夏，则必当行《春秋》之制，也就是贯彻礼义。且礼义为一体，有礼方可称义，不义则必然非礼，无离开礼的义，也没有无义之礼。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义方为中华文明之根本核心，不是需要去创造新的所谓礼、义，而是因时损益，其大义可垂范万世。

从这个角度看，《终结》文根本弄错了当前中华文明复兴的任务，中华之复兴绝不是凭空去构建一个新的“世界政治体系”，而是应该依据礼义，重新构建当代之大礼，以大礼重建“夷夏大防”，重建“中国”—“ 诸夏”—“ 夷狄”的世界政治体系。而要做这个构建的前提是，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全文明”，其深度和广度有别于一般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所分享的只是某个伟大文明体系的一部分。

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处于一个激烈竞争的格局中，如若首先承认所谓“文明互补论”，或“文明落后论”，则我们绝无担纲大任的信心和能力。显证便是，在西方的古典学系里，是绝不读中国经典的!其他文明向来是站在自己文明的立场上，观文明之异，取所需之用的，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方为有效。

干文结语中引赵文“重思中国”一段：

“重思中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试图恢复中国自己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新建立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也就是去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不是用来重思的，传统是用来继承、发扬和重新阐释的，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传统，而以概念到概念的思辨，连因时损益的智慧估计都很难企及。

关于天下体系绝不是一个理念到理念的问题，它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一样，具有非常具体的可操作性，只有将“中国”—“ 诸夏”—“ 夷狄”的观念落实到可以实现的政治层面，这个“天下”才是有意义的。“天下”绝不是一个什么“人道主义”、“ 国际民主”的观念，也不是可以用几个理念去穷尽它的，新“天下”观念里富含了对中华最为丰富的礼义的继承和其现代损益形式的讨论。因此，不存在什么新“天下”，“ 天下”依旧是“天下”，只是从百年前被遗忘的，重新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当然安排。如果说用一个当代政治语汇来重述中华的世界政治安排，“和谐世界”当然是最恰当、最高明的。

当代西方政治的真髓是对将古代希腊、罗马的世界政治原则现代化、精巧化，而中国却一再声明“夷夏”体系已经过时或者崩溃。如果说“夷夏”体系作为古代的世界政治体系真的已经过时，已经无法依据其进行新的和现实的政治实践，那当代的中国国际政治体系恰恰是要在这些原则上重新构建的。如果以为所谓的“主权论”、“ 民族国家论”是现代的，而“内外夷夏论”是古代的，那才真正完全丧失了思考中国、想象世界的能力。我们当然要认真地对待“主权论”和“民族国家论”等“现代”国际政治概念，更要认真对待基于这些理论的政治实践，但是不要忘记最终这些概念必将是为我所用的，无论独联体还是欧盟的超国家实践，都是可以用“夷夏内外”的礼制重构的，只是说，不同的文明在超国家的实践中所依据的文化体系是不同的罢了。

如果文化自信可以树立，我们相信仁义还是需要坚持的最高价值理想，那由此推演所得的天下：“中国” ——“诸夏” ——“夷狄”的世界体系仍然是有效的，且是最为符合全世界人民人心向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