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文《〈荆轲刺秦王〉简说》，是本着从简的原则写的，自以为不必说的话就省略了。读了吴凉玉同志的《质疑》（见《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８４年９月号），不得不再写一点。

１、“判断人物行为意图的可靠依据，”“应是通篇的情节，是由此而表现出的人物的性格特征。”（本文所引，除说明出处者外，均见《质疑》）这说法是不错的。我再添上一句：掌握通篇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可靠基础，应是细心地阅读原文。原文说，荆轲事前做了种种准备，也明确了太子丹的意图：最好是生劫秦王，给秦国制造内乱，使山东各国有合纵破秦之机。这两个方案都带着一点儿“政治眼光”，虽然在我们看来都不十分高明。吴同志把两者的不同说得那么惊人，以为说成刺杀，“就是否定荆轲其人”，不知根据什么？

原文还说，为了把任务完成得理想些，荆轲等待着一个得力助手（当然是他很了解很信任的真勇士，而不是秦武阳式的假好汉），由于太子丹的催逼，荆轲赌气上路，临行时他怒斥太子说：“今日往而不返者，竖子也！”翻译成白话，就是：如今我一去不能回的原因，是由于这竖子啊！（竖子或直斥太子丹，或借秦武阳骂人，但绝没有荆轲将以自喻的含义。对这一点，某些注本也失之未确。）荆轲已经意识到由于行动计划受到干扰，生劫秦王，得到约契而回报太子，大概不可能了，所以才痛心疾首地说了往而不返的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更证实了这层意思。到了秦廷，武阳果然失态，引起怀疑（原文是：“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眼看要坏事了。客观情势的又一恶变，使荆轲彻底放弃生劫的念头，决定拼以一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念念不忘生劫，那才真叫“愚蠢”到家。

这个通篇的情节和人物的思想脉络，本来是清楚的。按照《质疑》对“今日往而不返者，竖子也”这句话的发挥，倒好象荆轲在临别之际发誓赌咒：我如果往而不返，就不算好汉，就是竖子。吴同志还声言：“他（荆轲）可不愿意做‘竖子’的。”真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

２、我在《简说》里说荆轲武艺不精，甚至连蛮力气也不大。吴同志大不以为然，理由就是上边那个“欲以生劫之”。我想，所谓“生劫之”，不会是作揖行礼一类的动作吧，“生劫之”的最低要求总应该是把秦王抓住吧；可是，近在咫尺而左右无人，荆轲竟没有做到这一点，让对手闪开了。刺也罢，劫也罢，都落了空。有了这么一个明摆着的事实，还用得着去凭空想象什么“假刺真劫”吗，还用得着“也问上一句”吗，这一问的答案不就是剑术不精，连蛮力气也不大吗？所以，我这么说，未必就“冤枉”了荆卿。

３、太子丹给荆轲说到过两个方案，看来荆轲是理解并接受了的；由于情况的变化而放弃生劫一着，依我看是理所当然，至少得不出“那问题可就大了”的骇人结论。因为我们都同意要根据通篇情节而不是某个孤立的场面来衡量人物。其实呢，荆轲的“勇也好，谋也好，义也好，”虽不可笼统“怀疑”，也不必笼统肯定。荆轲之勇，是见义勇为、视死如归之勇；却不一定勇力过人而精于武。荆轲之谋，是所谓尽人事而已的谋；具体的计划倒也周到，总的指导思想（今人说的思想方法）却未必十分正确。荆轲之义，是急国家之难的义；但也混杂着个人意气。（关于荆轲思想性格的复杂情况，详见拙文《简说》）总之，是可以而且应该抱着分析的态度的。

４、最后，谈谈“揕”这个字。揕，《说文》作“抌”。解释是：“抌，深击也。”段玉裁注出：“《刺客列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胸）。’揕即抌字。”（关于揕、抌字同，黄丕烈《战国策札记》论之甚详，可参看。）历代学者大抵采用此说，明确地注解为“刺也”。“拟击”之说，只是望文生义，于古无徵。总之，对“揕”的解释，我们不妨姑且相信《说文》及段注的权威和大多数学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