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善于描写战争，也精于刻画人物。其笔下人物形象，往往是寥寥几句，就能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朱彝尊在《经文考》中称“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这是对其文学成就，尤其是人物塑造成就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从《烛之武退秦师》中我们亦可窥其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中心人物烛之武临危受命，不避艰险，只身说服秦君，最终化解了郑国的危机，充分表现了其胆、识、言诸方面的特点，历来受到人们的好评。就是其中的次要人物郑伯、秦伯、晋侯，虽然着墨不多，却也是有言有行有情，形象鲜明生动丰富，显示了作者精湛的人物描写艺术。

先来看看郑伯，这位即将亡国的君主，在文中的表现主要是“一从”、“一曰”。当秦、晋两国气势汹汹地围攻郑国之时，郑国可谓危矣，形势对于郑国实在是差到了极点。郑国的出路，大致来说只有三条：要么抗争到底；要么屈膝投降；要么化解危机。很显然，以郑国目前的实力，与秦、晋两个大国抗争，无疑是以卵击石，郑国势必会因此而走上亡国之路，这是郑伯所不愿看到的；屈膝投降的结果或可保有相当的利益，最差无非是亡国，但这种结果是极不可靠的，郑伯没有主动权，所以他也不会接受；而想办法化解危机，既可避免一场劫难，又可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掌握了事情的主动权，应该是最佳的选择。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谁来化解这一天大的难题？显然郑国大臣之中无人能够负起此重任，所以在秦、晋围攻的危急时刻，郑伯没有任何行动，而当佚之狐荐烛之武“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时，他立即抓住这一线希望“从之”，表现了一位君主决策的及时、果断。

就在事情即将顺利解决的时候，作者利用烛之武的牢骚形成了一次波澜，使文章曲折引人而不呆板。烛之武面对郑伯的重托，却大谈自己至老不能被用，如今更是“无能为力也已”，满腹牢骚且不愿受命。尴尬之中的郑伯没有放弃，而是首先自责：“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将过错揽到了自己身上。这番自责，可谓动之以情，令烛之武为之语塞，对其牢骚情绪也是一个至好的抚慰。然后又晓之以理：“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郑伯完全站在烛之武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同烛之武后来站在秦伯场劝其退师的说辞可谓有同工异曲之妙。郑伯“之曰”，短短二十六个字，终使烛之武“许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展现了一位善于纳谏、勇于自责、精于言辞的君主形象。

再看秦伯，他在这场危机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可以说战与不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听烛之武之言则和；拒烛之武之言则战。在这里，作者没有写其言，因为他是烛之武说服的对象，如写其言，一则会有喧宾夺主之嫌，二则也会使行文繁琐不简。所以作者用了“说（悦）”、“盟”、“使”、“还”四个动词来写秦伯，一是反衬烛之武劝说之效果，二是揭示秦伯决策之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个决策？虽然他先与晋围郑，后与郑盟，但这并不是说明秦伯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君主，因为秦伯的决策，完全是站在秦国的利益角度来考虑的，这也是秦国以后能够统一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晋围郑，是为了向外扩张的需要，当他认识到这样做只会增强晋国的实力，而秦不会获取什么好处时，立即决定与郑盟。这样一来，反面形成了秦、郑围晋的有利形势，对秦国今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并且“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使晋侯不敢击郑，“乃还”。秦伯之决策，使秦、郑之盟非常牢固，而秦、晋之盟也就自然瓦解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烛之武出使之功效。我们看到，作者笔下之秦伯，是一个善于决策、善谋利益的君主形象。

最后来看晋侯。郑国这场危机，就是由他发起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向外扩张，争夺专霸权，秦伯在这场危机中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晋侯所利用了。如果事情按照他的预料发展，那么此次事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无疑就是晋侯，但是偏偏中途杀出了个烛之武，偏偏中途秦伯就改变了决策，于是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到手的利益不翼而飞；强大的联盟土崩瓦解；弱小的敌人有了坚强的后盾。晋侯无疑成了这起事件的最大失败者。

这时候，事情又起了波澜：“子氾请击之（秦）”，这是对背盟者最好的警告。秦、晋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如果“击之”，会有什么后果，晋侯是很清楚的：击秦，则郑必助秦。以一国之力而与秦、郑作战，即使取胜，也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从而丧失争霸的实力与机会，何况胜算的把握并不是很大，结果只能是一败再败。所以晋侯以“不仁”、“不知”、“不武”三个理由明智地拒绝了，避免了晋国遭受更大的失败。既表现了一个君主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判断，又显示了成霸业者应有的隐忍不发的胸怀和随机应变的谋略。

作者正是通过人物的言、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丰富了人物的形象，为我们展示了三个性格各异的君主形象，这是作者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之处，也是每一个决策者应该学习、借鉴的，那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全面地衡量利弊，及时地作出判断、果断地作出决策，来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