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亭集序》里，王羲之高呼：“死生亦大矣”，在《赤壁赋》里，苏轼借客之口叹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两个朝代的智者均在其作品中流淌着生命的意识，探讨着生命的现象，表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但两位作者的对生命的思辩意识却有很大的不同，下面尝试分析之。

１、表达方式不同：

在两篇文章中王羲之和苏轼都阐明了生命之理，但他们的说理方式不一样。

《兰亭集序》说理比较直白，谈到死亡是人的归宿时，作者就直呼：“终期于尽”；谈到死生是人的大事时，作者就高喊：“死生亦大矣”；他不同意庄子的“齐死生，等彭殇”的生死观，就直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样直白的说理方式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赤壁赋》说理十分形象，作者把他对人生的见解隐含在赤壁之游的特定环境里，始终围绕着江水和明月这两个具体的意象展开话题，借助对比、比喻、想象等艺术手段，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意思是自己与凡夫俗子无别，只是世间的匆匆过客而已；“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形象地写出了常人承受不了人生短暂、无常的打击的痛苦之情；“客亦知未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借江水与明月形象地阐明了短暂与永恒的辩证：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

２、思辩内涵不相同：

王羲之生活的年代是东晋，当时政治恐怖，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士大夫不满这个时代却又无能改变它，于是普遍崇尚老庄，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

《兰亭集序》也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但可贵的是王羲之虽出生高门，为东晋名士，却没有像那些“名士”一样一味追求自由放任的生活。所以，他在对“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生命短暂的哀叹中懂得了人生要有忧患意识，认为人生在世要扬长避短，在有限的生命里进行无限的价值创造。可以这样说，王羲之对流逝的岁月如此哀叹正是他对人生充满执着的反映，可谓“消极其表，执着其里”，他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书法艺术宝藏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最好见证。

苏轼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他的思想跟王羲之相比要复杂得多，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儒家政治思想成就了他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理想；佛老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豁达、超然；道家的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带给他严重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

在《赤壁赋》里，苏轼借客之口也谈到了人生短暂的问题，“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但他没有在对生命短暂的哀叹之中一蹶不起，而是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生命，隐含着他的生命态度，即：不必对生命的流逝作无谓的哀叹，而应该处在顺境时“兼济天下”，处在逆境时“独善其身”，豁达、超脱地取“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最好的生命方式。可见，苏轼对待生命的态度是矛盾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也是矛盾的。

３、叩问目的不同：

王羲之借《兰亭集序》写出世人性情与人生的异中之同，感慨快乐年华的易逝，借古人“死生亦大矣”的感慨，引出他对人生的痛惜，对错误荒诞的“一死生”、“齐彭殇”的观点加以批判，其结集的目的在于警醒后来的读者在读该文的时候，不要感染士大夫之消极的思想情绪，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死生亦大矣”的思想精髓。

苏轼借《赤壁赋》宣扬自己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告诉世人不要把生命绝对化，而应该从多角度看待生命。在身处逆境的时候，要保持豁达、乐观、随缘、闲适的精神状态，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重寻人生快乐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