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 作者：未知

原文

Original Text

译文

Translated Text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鲜鱼，是我想要的东西；熊掌，也是我想要的东西。（如果）两样东西不能一齐得到，（只好）放弃鲜鱼而要熊掌。生命，也是我想要的；正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生命和正义不能够同时得到，（只好）牺牲生命来保住正义。生命本是我喜欢的，（可我）喜欢的东西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不肯干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本是我厌恶的，（可我）厌恶的东西还有比死亡更厉害的，所以（遇到）灾祸也不躲避呀。如果人们想要的东西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一切保住生命的手段，哪有不采用的呢？如果人们厌恶的没有比死亡更厉害的，那么，一切可以避开祸患的事情，哪有不采用的呢？靠某种不义的手段就可以苟全生命，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靠某种不义的门道就可以避免祸患，有的人却不肯去干。这样看来，喜欢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厌恶的有比死亡更厉害的东西，不仅仅有道德的人有这种精神，每个人都有这种精神，不过有道德的人能够最终不丧失掉罢了。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一碗米饭，一盅肉汤，得到这些就能活下去，得不到便饿死。（可是）恶声恶气地递给人家，（就是）过路的（饿汉）都不会接受；踩踏过才给人家，讨饭的叫化子也不屑看它一眼。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有人对优厚的俸禄却不区别是否符合礼义就接受它。那优厚的俸禄对于我有什么好处呢？（只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我所认识的贫困的人感激我吗？过去宁愿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为了住宅的华丽却去做这种事；过去宁可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为了妻妾的侍奉却去做这种事；过去宁可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为了所认识的贫困的人感激自己却去做这种事：这种不符合礼义的做法不是可以停止了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他的本性。

【注释】

[1]选自《孟子·告子上》。

[2]苟得：苟且取得，这里是“苟且偷生”的意思。

[3]患：祸患，灾难。

[4]辟：通“避”，躲避。

[5]如使：假如，假使。

[6]何不用也：什么手段不可用呢？

[7]勿丧：不丢掉。

[8]箪：古代盛饭用的圆竹器。

[9]豆：古代一种木制的盛食物的器具。

[10]呼尔而与之：意思是，没有礼貌地吆喝着给他。尔，助词。《礼记·檀弓》记载，有一年齐国大饥荒，黔敖在路上施舍粥。有一个饥饿的人用衣袖遮面走来，黔敖吆喝着让他吃粥。他说，我就是不肯吃嗟来之食才落到这般地步的。这人始终拒绝侮辱性的施舍，后来饿死了。

[11]蹴（cù）：用脚踢。

[12]不屑：因轻视而不肯接受。

[13]万钟：这里指高位厚禄。钟，古代的一种量器。

[14]辩：通“辨”，辨别。

[15]何加：有什么益处。

[16]奉：侍奉。

[17]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所认识的贫穷的人感激我吗？得，通“德”，恩惠，这里是感激的意思。与，通“欤”，语气助词。

[18]乡为身死而不受：从前（为了“礼义”），宁愿死了不接受（施舍）。乡，通“向”，从前。

[19]已：停止，放弃。

[20]本心：天性，天良。

【艺术特色】【主旨】【内容思想】

《孟子语录》（以下简称《孟》）是一篇传统的语文教材，也是《孟子》一书中的代表篇章之一。但是，不仅很多教师在教学时误把“舍生取义”当作《孟》文的中心论点，而且不少教参和新编教材也多有此误。其实，“舍生取义”既不能统摄《孟》文本身的结构和材料，也不能与《孟子》全书，尤其是《告子》全篇的思想内容相吻合。是记录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轲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的书，现存七篇，261章。

《孟》文本身的结构和材料所揭示的中心论点应当是：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贤者能勿丧耳”。如果把《孟》文分成三段来分析，是不难说明这一观点的。……

第一段包括两层，从“鱼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层。这一层的开头两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为一个比喻，借以说明“我”“舍生取义”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动形象，鲜明可感，富于气势的修辞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没有使论点得以证明的论据作用。因为人能“舍鱼而取熊掌”并不能证明人就能“舍生取义”。所以，如果把上述两句换成“果敢地”三字放在“舍生取义”四字的前面作状语，是不影响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结构的。可见，这一层的重心全在后面的几句话中。后面几句中的“舍生取义”、“不为苟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个意思，即不贪生怕死。这些都是作为事实论据的，分别放在第一个分论点我“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前后，进行回环论证，即从事实得出结论，再用事实证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这一层不是用“舍鱼而取熊掌”为论据证明“舍生取义”。而是用“舍生取义”，（即“不避患”、“不苟得”）为论据证明：“我”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

从“如使人之所欲”到“贤者能勿丧耳”是第二层，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两个假设反问句所蕴含的普遍事实，从反面证明第二个分论点：人们具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接着又用两个肯定句：“由是则生而有不用”；“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从正面论证分论点。然后顺承上文的事实论证，正反论证和酣畅的行文气势，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论点：“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体现了孟文的辩论色彩），可谓水到渠成，顺当明快。

概括上面两层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为作事实论据，通过推究原因论证了中心论点。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体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中心论点，使论证更加严密有力。第二段（从“一箪食”到“乞人不屑也”）举出“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实证明饥者照样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第三段用反问排比句式，通过把“向为身死而不受”与“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今为所识穷乏者得（德）我而为之”作比较，深刻地提示了“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为，从而证明了他们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经丧失罢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论点得以充分论证后提出的一句号召，增强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性。

通过分析《孟》文的结构和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孟》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者”的行为作论据，通过推究原因，然后概括提示出中心论点的。

从《孟》文的出处看，《孟》是《孟子》一书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书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论。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统地，全面地，集中地阐明了人性善的哲学观：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紧接着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来有繁茂的树木为喻，说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善”的“本心”，只是因为它像牛山上的树木那样被砍伐殆尽了。正是这样，第十章《孟》与以上诸章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论证了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只有这样确认人皆有“本心”为《孟》文的中心论点，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书的思想内容相吻合，才有利于正确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学根源，才有利于把握孟文的艺术风格，才有利于把它作为论说文的范文进行教学。

这篇文章选自《孟子·告子上》，它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什么是“义”呢？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告子上》）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万章下》）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是怎样提出和论证他的主张呢？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在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为什么要舍生取义呢？孟子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以上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不过，上面的论证只是讲道理。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可见，孟子写这段话是有根据的。“所恶有甚于死者”，当面忍受别人的侮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钟”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六斛四斗为一钟，“万钟”指丰厚的俸禄。为什么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现在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不是可以罢休了吗？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以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熹的评语很有道理。有些人在民族存亡和革命成败的危难之际，能够宁死不屈、舍生取义，而在革命成功、天下太平的宴安之时，却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甚至违法乱纪为亲戚朋友谋取私利，这不就是“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吗？他们确实是丧失了原来的立场和品德。因此，孟子指责“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不但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贪官污吏有揭露和批判意义，而且也提醒后人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和反省自己，不要贪图爵禄而干不合礼义的事情。不过，孟子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他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心，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是后来“失其本心”，这样解释没有强调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他的唯心主义性善论的表现。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见《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