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命运 筱敏

我母亲叫我姐夫帮她做一件诸如更换电视天线之类的小事，我姐夫没有动，说难，做不了。我母亲恼火而数落他，但她说的不是勤呵懒呵这些家常用词，而是一串硕大的哲学术语：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主观客观……如此等等。

有一瞬间我愣怔了一下。这些术语突然出现在家务事上，是有几分荒诞，但旋即我就明白过来。这里面不过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时空倒错，我懂得母亲的思维逻辑，因为这也曾经是我和一整个时代的思维逻辑，母亲至今娴熟地依循着那种思维逻辑，用那些本来不具感情色彩的术语表达她激烈的感情，这说明那个时代没有过去，它就在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与今日我们所以为的“新时代”绞扭在一起。

我母亲早年参加过抗日游击队，战后念过中等师范，四十年代末，在她当小学教员的时候，曾与一些进步青年以歌咏活动为掩护，聚在一起学习过《论联合政府》之类的小册子，这大概就是她学习和改造的开始。“学习”这个词在某个时代具有特殊的词义，以致它每每与“改造”这个词连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带有强制性和震慑性，更带有狂热性和蒙昧性的时尚。当然，这以后的学习再无需什么掩护了，它是大张旗鼓的，全民动员的，由国家权力通过各种组织揳入生活任一角落的。由此连带使“教育”和“受教育”这些词义也产生了变化，它们与求知欲及文化程度的关系日渐缩小，与政治态度的关系迅速胀大。这些词的变异有点儿像惊险小说，开篇总是阳光明媚，你不可能知道每道光线后面会有些什么东西潜伏着，以致到了后来，“学习班”、“再教育”之类的词组，竟会让人心生恐怖，立时产生许多刑罚性的联想，人们提心吊胆地望着头上巨大的阴影，惊恐地发现，无论向哪里退缩，都躲不开去。

我母亲几乎大半辈子都在连续不断地学习。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反右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有许多像是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的学习批判，如《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清官秘史》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批判……等等，其中是没有间歇的，直至文化大革命。母亲生我那年，正是全国上下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日。后来收拾旧物，我看见过那时母亲的一张照片。她穿双排纽扣的干部服，短发，戴有檐布帽，很疲惫地坐着，几乎是靠在后面两位同样装束的同伴身上，很明显地看出她的身子已十分不便。拿着这张旧照片，母亲说：“累啊!也不敢请假，那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请假的，下了班学习到晚上十点，走回家拣了包袱去医院，半夜里就生了你。”我没有问这种情形下何以会拍下这样的照片，总是朋友重聚或分手一类的缘故吧。我问的是，关于胡风，她究竟知道些什么?“批胡风”这样的主题，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在他们这些既非知识分子又非党政要人的人群里展开的?他们对这样的主题有些什么感想?母亲脸上一片茫然，记忆障碍似的，勉强答道：我们么?就是读文件，联系本单位实际……我不罢休，还是追问：什么实际?小胡风分子?小胡风集团?母亲努力回忆着，犹疑地说：主要是受教育嘛，提高认识嘛，改造世界观嘛，检查自己对党的感情，对工作的态度，阶级立场，组织纪律……母亲上了年纪，脑动脉硬化，这种追问是难为她的，她用一长串程式化的词句来应对，说明她对此没有什么属于个人的记忆。这种诉诸“广大人民群众” 的批判运动，看上去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并无妨碍，在母亲看来是隔膜的，它在一个叫做“上层建筑”的遥不可及的地方，与大多数人无关的。一个无论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都以家国整体为上的国度，子民们不会去学习公民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更不会从某个遥远的面目模糊的人被剥夺权利的遭遇，联想到自己可能的遭遇。没有疼痛，没有可感性，无关。这大概就是这类批判运动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至少没有招致反抗——的重要原因。母亲从这连续不断的学习中不是没有收获的，至少她学会了很多新词：反革命两面派;独立王国;以攻为守;抓住表面现象，攻击事情本质;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死硬分子;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日后几十年的常用词句，渗透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形而上学”这个词，想来母亲就是此时学会的，他们必读的而且必得熟读的文件中有一个形容敌人没落腐朽的句子，说：“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此外还有：“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十分富有感情色彩。其鲜明的程度，使它从哲学思辨中剥离出来，直接变成一种政治审判和道德审判。母亲用这个词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善恶观是很自然的。母亲念书的学堂半新不旧，忠孝节义学过一些，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没读过的。至于新学，也不过是算学之类的器物之学，总不可能读亚里士多德或马赫。所以这个词对于她来说就是全新的词，她在阶级斗争的范畴之内学习这些词，领会和运用这些词，天长日久，这些词就在阶级斗争的地里生出根来，长出硬壳来，而原本的词义，倒流失殆尽了。一个词被如此改造限定之后，便有不止一条思想的路径被堵塞了。

母亲努力地学习，她是虔诚的，忠顺的，从来不曾对那种组织严密的学习产生任何疑问。她天不亮就离家上班，中午匆匆回来，一边吃饭的工夫，就一边把我挟在怀里喂奶。她吃得很快，也由不得我选择快慢，一放下饭碗，就强行把我分开，塞到保姆手里，匆匆又往外赶。傍晚的情形也是一样。所有的工余时间都是被组织起来的，你每时每刻都明确地感受到自己在组织之内。永远不会停顿下来的学习，讨论，写心得，谈体会，汇报思想……据说那时我常因挨饿而哭得面色青紫，老保姆只能六神无主地抱着我在门前的榕树下一圈一圈打转。这些细节母亲倒是记得清楚。

个人的生活是个人无权选择的，所谓学习，自然也是。学习，不仅是一种政治态度，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它把守在任何一条生存路径上，既不可能绕过它逃向纯艺术或纯学术，也不可能绕过它躲进厨房。这种生存处境我很快就体验到了。

我一生下来，实际上就被包裹在新时代的众多新词里，即使老词，还没被消灭的，也大多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在一个我们仰望不到的高处，有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源源不断地我们生活的地面灌输新词和标准件一样到处适用的规定句式，我们就按照统一的标准件运作思想，即便一时组装有误，也离不了标准化的错误模式。

我别无选择地重复我母亲的生活，上班，下班，开会，学习，周而复始，所有的时间都被充满。所不同的是，我时常是在夜里上班，这样，班后的学习会就总是在早晨。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早晨多半是灰白的，失血过多似的，有一种晕船而又靠不了岸的难过。如果那个早晨碰巧晴朗透明，眩晕就会加倍，我就会莫名所以地心生仇恨，有一种毁坏的欲望——不管是毁坏什么吧——战战兢兢地浮显出来。

学习高潮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掀起，这是我们基本的生存形式。和母亲一样，我不能记住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主题，它们是永不重复永不穷尽的，而且永远激昂高亢，理直气壮。我从不过问这些运动的缘起，也不追索投身其间的根据，仿佛这一切都如日月星辰的运行一样，是先于我而存在的，是人所不能抗衡的;我只是一只待装的零件，随着流水线流到这里或那里。

现在，要我回头细想这些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以及由它们带给我们的永无终了的政治学习，究竟依凭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其中有着什么样的思想线索，我和母亲一样，也很茫然。只记得自己时而坐在大会场的一角，听着台上的人情感充沛的报告，句式很长的，极端标准化的句子，只要其中有一个词发生变动，似乎就标志着政治气象的变幻。这些句子，通过不时会发出刺耳异响的电喇叭，大锤一样击打过来，句句都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乎阶级、路线、主义、立场、千秋大业。只记得自己时而又坐在面对面的班组会上，一遍一遍讨论这些浮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之中的“主义”。所谓“讨论”这个词，其实也是虚拟的，它早巳失去了它原有的讨究辩论的词义，它所剩下的只是大家发言的意思。就连这一层意思也是被涂改过的，它并不意味着人人有发言的权利，而意味着人人必须发言的强制性。所谓“发言”，也就是用标准化的大词表示对至高无上的“新精神”的衷心拥护。这种学习讨论会，就是平民百姓们——这些被严密组织好了的分子表态的场所。台词通常是这样开始念

的：听了某某报告(或学习了某某文件)，使我感到深受教育……然后就把那些阶级、路线、主义之类的大词娴熟地串下去，最终归结到白己必须好好学习，提高认识，为一个硕大无朋的什么而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这种表态的程式是我们基本的生活本领，它的恐怖之处在于，它以持续不断的训练，使数万万人丧失了对语言的感觉，无论什么词从我们身上穿过，我们都是麻木的，无论那些词怎样的反复无常，我们都没有疑问，也不觉羞耻。学会这种求生本领在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乎每天的学习讨论会一开始，我就陷入恐怖之中，战战兢兢企图避开众人的视线，高度紧张地捡拾别人吐出来的句子，在心里把它们胡乱粘合在一起，一遍遍地默诵着，直到轮到我“发言”的那一刻。我很难理清自己的情感逻辑，每当见到发言者台词纯熟口若悬河的时候，我便觉惊羡。然而，也能偶尔见到还会羞赧的人，低着头，艰难地甚至哽咽地学说那些语无伦次的词儿，像小孩儿说谎一样，不敢抬眼与人对视。这时我就会心生感动，眼眶里热热的模糊一片。

我母亲说的“受教育”呀、“提高认识”呀、“联系实际”呀，这些毫无个人感情支撑的话，听起来含糊不清空洞无物，但实在就是对这些学习和运动的概括。当然这只是还呆在“人民内部”的草芥之民的概括，而另一些被接踵而来无法预测的“新精神”相继逐出“人民”这个整体的人，应该以另一种话语记忆往事，那是一些属于个人的、有痛觉的、甚至铭心刻骨的词。但事情也末必尽然。我就不止一次见过那些不幸者回忆往事时同样满口标准化大词的，就像在告诉后人受鞭打的亲身体验是毫无痛感。这可能也是真的，因为那些大词把人变大了，变成阶级的、主义的、整体的、全人类的，个人的痛感也就消失了。

当一本书、一些词极其流行笼罩一切的时候，它会在人心里磨出一些茧子。但时过境迁之后，倒回去读一下你以为早就烂熟了的那本书，品一下你以为早就烂熟了的那些词，很可能会别有一番滋味。近日很偶然地重翻一本当年人手一册通读学习过无数遍的旧书，看到内中有话说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心里就别的一跳，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那比喻真的很妙。有一个工厂，在至高至极的地方，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思想产品，然后把这些先进的、纯粹的、印有出厂许可标志的制成品一级一级输送下来，喂哺我们。我们是坐享其成的，因之也是知足常乐的。就像母亲经历过的供给制时代，我经历过的票证时代，人们穿一样的衣服，端一样的茶缸，享有一样数额的粮、油、棉布、肉、糖、肥皂配给。一切都是国家给的，思想自然也是。我们不作非分之想，只享有着单纯的幸福(像是未成年人在家长监护下的幸福)，也享有着匮乏和贫困。

那些铺天盖地的运动，最终也随生产流水线流过去了，但它们那种铺天盖地的锤打，千遍万遍的锤打，到底已经把某些逻辑、某些词，像楔子一样锤进了我们的头脑，以致那里许多年之后，都是一块夯实了的地，还布满楔子，什么种子也播不下去。

对这样的地，我是没法子可想的，只是有的时候，冷不防被某个楔子绊一下，还能觉出一点儿痛，不禁就像感叹人的命运一样，感叹一下这些词的命运。

比如说“人性论”。在我们这里跟休谟就没有什么关系，也并不知道世上还有过这么一种道德政治观点。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就是一种戒备的情绪，它抹杀阶级性，所以是敌对阶级的一种阴谋。因其所指较为含糊，所以呈一种弥漫性的状态，便于各种语焉不详的运用。我母亲是不大读小说的，却能对我辗转借到手的《青春之歌》用一个词给了我批判性的指点——“人性论”，这便是其弥漫泛滥的一个例子。

再比如说“人道主义”。这个词单独出现的时候，道德倾向也是恶的，所以它时常得加以限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革命的人道主义”。但“革命的人道主义”比较狭窄，似乎只限于救死扶伤之类，甚至连这一点儿狭窄的词义，也被有意无意地省略或规避着。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多么宽泛，我们是没有窥探过的。我们不把它与自由、平等、博爱相联，即使相联，也是在恶的意义上相联。就是今天，不那么忙忙地掩门关窗了，甚至这个词成了某种时尚，我们说它的时候，心里所想的也多半还是救死扶伤、宽待俘虏等等“革命的人道主义”里面的词义，另外加上一点儿古已有之的仁慈和良善。它终究只是一种德性，而不是起源于人类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的理念，一种普世价值，一种社会原则。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国度印制的词典，假如排列在一起，很可以呈显出词的命运。试随手抄录一个词条看看，比如说——个人主义。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是我不时翻检的工具书，见着它的时候，总令我想起近二十年前第一次逛书市时的那种欢欣，我一直记得售书者把它推荐给我时那种春天 一样的神色，晴朗，友善，甚至有一点儿引为同道的神秘。在“个人主义”词条下，它的解释是这样的：

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上的反映。它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最后的最完备的形态，因而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身上发展到了顶峰。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个人主义也是小生产者世界观的一个特征。表现为自私狭隘、自由散漫、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等。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根本对立，对革命队伍起着腐蚀作用。

这是全文，没有旁的引申词义，连暗示一下可能的歧义也没有，从始到终是断然的、不容置辩的语气。这完全符合我们多少年来已铸造成形的道德观念，它明确地用于道德审判，而且无论从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道德观来说，被审判者都是无从申辩的。再抄一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我所有的自然是中文版的，经过“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协商编译过的，1985年出版。出版前言专门说明了“根据我国情况及读者的需要”而拟定的编译方针。其中有遵照党的领导人的指示，关于中国的条目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一款;有“个别有较大争议的条目已经双方协商删改”的一款。但究竟这都是哪些条目，我是不知道的。且不管它。还是翻到“个人主义”这一词条，竟然相当不短，只好粗略摘抄一下：

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可以表述为以下三种主张：一切价值均以人为中心，即一切价值都是由人体验的(但不一定是由人创造的);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道义上是平等的。……另外，作为一种总的态度，个人主义包括高度评价个人自信，个人私生活和对他人的尊重。从消极的意义上讲，个人主义反对权威和对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支配，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只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才信奉无政府主义，而所有的个人主义者却都认为政府干预人们的 生活应保持在最小限度;……个人主义也指一种财产制度……

接下来，它说了个人主义理论的源起和推进，说了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边沁等等，也说到创造这个词的托克维尔。词条的结尾部分是：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大规模社会组织的兴起，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有所削弱。其后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各种提倡按照与个人主义截然相反的原则组织社会的理论。然而，在各民主国家，个人重要性的概念重新恢复，它制止了由于集体主义导致的抹煞个人作用的趋向。

很容易比较出两者的不同之处。即使加上了“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样的限定，也很容易看出，后者对反对国家对个人的支配这一点，是充满理性热情的。“消极”这个词摆在这里，我想该是与伯林所谓“消极自由”的意思相似，并不像我们习惯中的那样具有恶的倾向。但也幸好有它暖昧地摆在那里，总算使这个词条通得过“双方协商”，让我们得知了“个人主义”的别一种词义。它属于政治学范畴，所指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不属于伦理学范畴，指斥某种私德，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托克维尔研究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称得上洞悉历史的大家，他认为他们的父辈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这个词是革命以后被他们那一辈人铸造出来的。因为在此之前的时代，没有人可以不从属于某个团体而独立存在的。这大概就是我们不能理解这个词义的原因。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个人独立的生存条件，从前从属于庞大的家庭团体，后来更从属于无所不在的组织团体。所以，我们创造了对这个舶来之词的团体式理解，将它直接等同于“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按照我们祖祖辈辈习惯了的家国天下的逻辑，所谓的政治学，也只能是伦理道德的一种扩展，所以，一切的一切，终究要归结到私德上面去。

“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我们自然是很觉隔膜的，“五四”的先驱者为个人主义发出的启蒙呐喊，也早被深埋进地下，其上覆满了集体主义的车辙。这岂止是一个词的悲剧。

“自由”的命运也同样如此。早年严复翻译穆勒的《论自由》，就煞费心思地把它译成了《群己权界论》，原因是“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中国人循着思维的习性，把好好的一个自由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忧自然是智者的担忧。但我想，恐怕就是严复自己，对这个充满“劣义”的词，也禁不住心生恐惧。“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这里并非只是理性觉醒的问题，更是文化血脉的问题，切下去的时候，智者也是痛的吧。

及至到了“自由”而且“主义”的时候，就更是一笔糊涂账。本世纪临近终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总算有了一片唱和之声，在学者们热热闹闹大谈伯林、哈耶克、贡斯当……的时候，我却大煞风景地想起我们曾经倒背如流的权威文本中的“自由主义”定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和平;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使革命队伍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等等。这个文本曾经人手一册，在我身边和头脑里驻扎了不知多少年，以致每听到“自由主义”这个词，它就条件反射一样弹射出来，把旁的词义抵挡回去。如今看着案头日渐聚集起来的穆勒、洛克、哈耶克们，陡然感到世界的荒诞，更为自己在这荒诞剧中所扮演的小角色感到难堪。

有些词悄悄地消失了，比如“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它们曾经显赫一时，手握生死予夺的大权，统摄了数万万人的全部生活。然而，却在某个灯红酒绿的夜晚，被一块不露行迹的小橡皮抹掉了，顺带也抹掉了一段泣血的历史，抹掉了原该追究的历史责任。这一切是如此不动声色，甚至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还有一些词的本身就足够书写一部历史，例如“革命”。它在一片土地上如何起源于天文学意义上的“循环”“公转”，而经哥白尼之后如何具有了令人惊悚的叛逆意味;而在另一片土地上如何与王者和天命相关，喻指王者受命于天，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易姓改朝之事。它如何经由法国启蒙思想家之手，从“叛乱”、“政变”一类的词义中分离出来，被赋予了人类精神演进，社会政治激变的明亮色彩;如何狂飙一样席卷世界，摧毁，扫灭，在王权崩塌的旷野之上，让人的权利生长起来。它如何严肃地站立在世界历史当中，成为潘恩所说的人的基本权利，成为《独立宣言》所指出的人民推翻恶贯满盈的专制政府的义务，成为《人权宣言》所宣称的反抗压迫的天赋人权，成为《共产党宣言》所不屑于隐瞒的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运动。它如何唤起自由的渴望，推动不满的车轮。它如何富于青春的品质，平民的品质，叛逆和异端的品质，以弱势抗争强势，被压迫者反抗压迫，无权者挑战强权。它如何失败;它如何胜利。它如何在权力变更之后身着华衮走到舞台中央，变成权力的旌幡。它如何在日复一日不间断的权力话语灌输之中，成为正统，忠顺，驯服，维护权威，崇拜偶像，并且积极讨伐异端的典范。它如何在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中同时泛滥，蝗灾一般，制造一片又一片绿意毁尽的语言焦土。它又是如何在季节变换之后，重又变成纯粹的“叛乱”、“暴乱”，变成君子避之唯恐不及的妖魔”……

我不讳言我想写这部历史。

然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可能了。有同辈人在回顾我们生长的年代时说，个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那么，余下的唯一权利，就是选择一种秘密的内心生活。但我却以为，这种内心生活的选择，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与外部生活相比，内心生活的选择更是需要条件的。需要有整个人类文明为依托，需要眺望人类精神已经达到的高度，需要阅读各种可能的心灵生存的文本，……还需要词——那些能擦亮个人感觉的，激活个人思想的，与人类文明相通的，用以交谈(哪怕是秘密交谈)的词;而不是那些闭阖的、僵硬的、切断人类文明血脉的词。

我母亲在闭阖的生存条件下“学习”了一辈子，“改造”了一辈子，现在她老了。那些年复一年冲刷她的脑子的词，已经在那里淤积，使其硬化了，再也没有张开的可能了。我比她幸运一点儿的是，今天我还可能选择一把凿子，—点儿一点儿地清除我脑子里的淤积物，使其不致于硬化成石。 1999，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