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点拨：语句结构简单，全无修饰，但却言简意赅，诱人入境。］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款待：亲切优厚的招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揪（jiū）：紧紧地抓住并拉］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里通外国”：文革期间的一种用语，专门用于曾经从事过外事工作、与国外人员或机构有往来的人］，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点拨：“批”和“斗”也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是“批判”和“斗争”的简称。］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专政队：文革中专门管制被“批斗”的人的组织］拖着他游街示众［示众：当众惩罚给大家看］，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置疑：一个“都”是否揭示了人的冷漠本性？］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置疑：假如狗也有人的思维的话，它会如此毫无顾忌地对它的“朋友”亲热吗？］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点拨：不仅准确无误地叙述了事件的情景，而且小狗依恋艺术家的情态、作者深藏着泪愤交织的情感，全都得到体现，使人读后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点拨：狗尚且讲仁义，而人却只顾“保全”自己，相形之下，孰对孰错，不言自明。一方面揭示了“文革”运动导致人们产生恐惧乃至变态心理的罪恶，另一方面也反衬出作者当年弃狗时的无情无义，从而透露出作者作自我忏悔。］

［开篇写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从思路章法说，先说别人的事引出话题，起着铺垫、启发的作用；从思想内容说，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巴金与狗的故事，二者似成对照，让人看到此类事在全国并非一二，而是遍见的，由此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从写作效果说，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似乎更惨烈，而巴金与狗的故事之悲哀则在于心灵，是一种“润物细无声”或“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精神折磨。］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点拨：从两条狗的命运上，就可看出，一场“文革”运动，以它的残暴，荡涤人性，狂施淫威，使多少人家从安乐中陷入苦难，又使多少不幸的生命死于无辜之中。］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作揖（yī）：两手抱拳高拱，身子略弯，向人敬礼。］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由上文引出小狗的由来。］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点拨：细节描写，显出小狗的可爱。］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作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小狗在“我”家的生活概况。］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短短三小节，前后勾连承接十分紧凑。］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点拨：非人的年代，缺少人性，缺少温情，更缺少宁静的气氛。人，尚可不说其恐慌至何种地步，就连一只小小的玩物——狗，也无安宁之日。］

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点拨：把理念、思想寓于精彩感人的事件叙述中，在描写中体现真情，在表达中饱含情思，不仅使人反思深省，而且催人泪下。］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叱（chì）骂：大声责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短小的故事，深广的意义。让人看到“文革”风云之一角，连狗都难以幸免。让人看到“文革”对人的精神的伤害之深，真切地体会到所谓“浩劫”的含义；让人看到一个知名作家，一个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动荡、社会变迁而执著地保持一颗清醒头脑的老人，真诚地解剖自己，用真理和良心感染读者；看到一个不合理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理性的合乎人性的新时代的到来。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点拨：以自己对爱犬包弟的“出卖”与“背叛”，谴责自己的懦弱，但如果没有这场浩劫，这种忏悔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作品最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对“文革”的无情揭露，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狗的命运中，客观地暴露了“文革”时那非人年代的某些特点，以及那一段特殊的历史给善良正直的人民所带来的近乎毁灭性的灾难。］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点拨：表面看是作者用以自责，其实质是从另一角度表现对人性的渴望与呼唤。的确，倘若没有专政队的诸种暴行，狗的主人绝不会“残酷”地将爱犬送走；假如人间充满人性，怎么会随心所欲地践踏无辜的性命？！因而，自责，实际上就是呼唤人性；而呼唤人性，也是从另一方面对人性的讴歌和赞美。］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浩劫（jié）：巨大的灾难。］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点拨：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多数群众卷入纷争之中，作者属于少数被侵害被侮辱的人，“文革”结束了，国人应该自我反省，而率先反省的竟然是一个无过错的老人！］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点拨：经历了一场浩劫，不仅失去了小狗包弟，而且失去了最亲的亲人萧珊，可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用文章作为声讨、控诉的工具（声讨、控诉并非不必要），而是自责、自省，一个理想的道德主义者、良心主义者。］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点拨：在那个动乱年代，人的生活都所寄无望，哪里还有心思顾一条狗？在那时，人的生命尚不值一钱，为了生存而抛弃一条小狗，又算什么！但作家并未为此而解脱自己，他说，“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短短几句话，包容了超人的勇气，不但体现了作者所欣赏的卢梭式的“诚实”，更重要的，展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与之联系的对国家、历史、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因为作者一方面真正解剖了自己，另一方面，为将来历史上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面值得借鉴的镜子，就像作者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点拨：在简朴的语言中，道出了真情。直抒胸臆，真切感人。］

１９８０年１月４日

［这篇课文的主要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认识作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年动乱的社会现实，以及当时的人们普遍的命运穷困、人性扭曲的状况，由此而产生课文应有的认识教育作用，包括现在的高中生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那个年代，就像我们不应该忘记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建设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一样；课文的价值还在于作者的深刻反省、自我拷问的警醒人心的力量，老年的巴金显示出一个正直的成熟的作家严于解剖自己、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和度量，进而可以引发对过去那个年代甚至当今时代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的探讨和拷问，这有助于我们形成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