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曾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了；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捆在一起。”○1他在此表达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真理：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的传统宗法关系在现代社会被异化为主要是经济上的联系这条随时都可能断裂的“绳索”，而关于永恒人性的美好想象在现代社会种种压力之下也被碾得粉碎了，现代人常常生存在惶惑不安的焦虑中，担心不知何时就会忽然被抛出生活世界。其实，这段话正可以作为其名篇《变形记》的一个注脚。整篇小说讲的就是格利高尔“变形”后被一步步地抛出生活世界中的可怕经历。

格利高尔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我的完整。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在“变形”前就自愿地背上了沉重的工作，成为一个四处漂泊的旅行推销员，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他诉苦说，“我挑上了多么累人的差事！”，但这痛苦的承担同时也是他对其自我身份的确认，他的苦难增加了他的骄傲。换句话说，他的苦难越深，家人的日子越好，他的自我就越加巩固，他就越加感到自豪。正是由于他所遭受的苦难，“一家人过着多么平静的日子啊”！而在变为一只大甲虫后，他更是为重新进入正常的生活世界、亦即重返“人”的身份作着不懈的努力。他面对“变形”这一灾难性的事件所表现出的若无其事的冷静态度固然是作品的一种叙事策略，但更是他执著于自我的身份而不愿面对这一灾难的无意识掩饰。在开始时，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变形是一种“幻觉”，而声音的变化“无非是一种重感冒、一种推销员职业病的前兆”，而“幻觉”是会消失的。家人的关心也使他感到欣慰，在家人去为他寻找医生看病、去找锁匠来打开他的房门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又被纳入到人类的圈子里”了。

自从大家再也听不懂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开始，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实际上已经渐渐地被切断了，将他与生活世界维系在一起的“绳索”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松动了，而这个世界，他在过去曾不言而喻地生活在其中。既然格利高尔“说的话人家听不懂，他们就不会想到他能听懂人家的话”。尤其是他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把格利高尔看成了一只真正的甲虫并给予他两次重大的伤害，深深陷入格利高尔后背的那只大苹果成为一个极端恶毒的象征。

可以说，从遭遇的变形的厄运一直到死亡的最后时刻，格利高尔一直都在生活在幻想中。在受到父亲给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父亲象对待令人讨厌的东西一样“嘘”他，并残忍地将他从狭窄的门缝中推进房间，致使其身体的一侧被严重擦伤）后，他便绝望地守护着属于自己、还能证明自己作为人的身份的一切微不足道的东西。当他看到自己房间里家具——那时他的人类身份的标志——一件件地被搬走时，他的内心充满了世界塌陷的恐惧，“难道他居然真的会要求腾清他的房间，对此他无法作出别的解释。难道他真的要让人把这间温暖的、配备着舒适的祖传家具的房间变成一个洞窟，他在这个洞窟虽然可以向四面八方不受阻拦地爬行，可是也得迅速地、完全地忘记自己以往的人性？”，“他看到此外已是空落落的墙上醒目地挂着那位穿一身毛皮衣服的女士的画像，便急忙爬上去，紧紧地贴在镜框玻璃上，那玻璃粘住他，令他那热烘烘的肚子感到很舒服。”他还幻想着母亲和妹妹的爱能使他留在人类世界中而不被抛弃，尤其是他对妹妹的特殊感情，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精神寄托和重返人世的希望：只要他还没有被妹妹抛弃，那就意味着他还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尽管纤细但仍然真实的联系。在对妹妹演奏小提琴的倾听中，这种联系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既然音乐如此打动他的心，那么他是一头动物吗？他觉得，仿佛久盼的不知名的食物的途径正展现在他面前。”他还幻想着妹妹会自愿留在他身边，一起坐在沙发上亲密地谈话，甚至还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构画了一幅反讽性的图像。受音乐吸引而不觉爬进房间，因而惊扰了住在那里的三个房客的格利高尔彻底激怒了本来已经对他愈来愈冷淡的妹妹。她所说的话无疑宣布了格利高尔的死刑：他，格利高尔，“必须离开这儿”，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格利高尔实际上已经死了，这么久一直相信那只甲虫就是格利高尔“是我们的真正不幸”，总之，“我们必须摆脱它”。是的，在“人”的意义上，格利高尔从他变形为一只甲虫时就已经死了，只有他自己认为他还活着。他就在这样的幻觉中在悬浮的状态下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噩梦般空中之路——整个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正可以被读作一场噩梦，直到最后连最爱他的妹妹都忍不住要告诉他真相了：你已经死了。直到这时，他才似乎如梦初醒，于是从空中直摔下来，因为维系他与世界联系的那根虚幻的绳索——人间的真情——也断裂了。

对格利高尔之死的描绘是小说最动人的部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如此强烈的感情流露是很少见的。“他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着他的一家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读到这里，一个善良、敏感的读者也许会流下热泪，为了这里面所发生的感人至深的“和解”。卡夫卡曾在信中对未婚妻菲莉斯写道：“哭吧，亲爱的，哭吧，现在是哭的时候！我的小故事中的主人公不久前刚刚死去。如果你需要安慰，那告诉你，他是在平静之中，在与众人和解之后死去的。”○2可见，这篇小说不仅仅是在“控诉”生活——像许多这篇小说的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而更重要的是他同时还表达了对生活的爱，甚至在主人公被抛出生活后，他还是爱它曾给予他的那些美好的回忆。

这篇小说之所以成为名篇，除了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之外，还在于它运用了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从而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其一，小说独特的开头直接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悬念的假定性情景当中，极大地调动了我们的阅读兴趣；其二，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作品采取了一种叙事者与主人公时分时合、若即若离的叙述角度。这一方面能使我们径直“跳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不动声色的焦虑、渴望和异常细致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叙事者所保持的一定的批判性距离又造成了小说的一种反讽性张力，这一点造成了小说的多义性，也增加了小说的魅力；最后，小说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格利高尔自身“虫形人心”的对比，格利高尔“身体”的变形和其家人“心理”的变形之间的对比，格利高尔变形前后其家人前后生活状态的对比，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对比（比如上文提到的格利高尔对妹妹的想象与随后妹妹对她的责骂），而在结尾处，格利高尔那干瘪的、镶嵌着一只腐烂的苹果的尸体与他妹妹充满活力的、在醉人的春风中摇摆的身体之间的对比则具有高度的象征色彩和强烈的反讽意味，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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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卡夫卡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0页。

○2《卡夫卡全集》第9卷，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