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讲习会上，陶行知详述了他关于“新教育”的主张。陶行知对“新教育”进行释意时指出，“我们中国的教育，倘若忽而学日本，忽而学德国，忽而学法国、美国，那是终究是无所适从。所以新字的第一个意义要‘自新’。今日新的事，到了明日未必新；明日新的事，到了后日又未必新。即如洗澡，一定要天天洗，才能天天干净。这就是日日新的道理。所以新字的第二个意义要‘常新’。又我们所讲的新，不单是属于形式的方面，还要有精神上的新。这样才算是内外一致，不偏不倚。所以新字的第三个要义要‘全新’。”[1](P312)

1926年，为适应师范教育的需要，陶行知专门提到了“新师范教育”，指出“中国今日教育最急切的问题，是旧师范教育之如何改造，新师范教育之如何建设。”[1](P96)陶行知的“新师范教育”思想同样包含了“新教育”思想中“自新”、“常新”、“全新” 的三重含义。

一、“自新”强调师范教育应扎根本土，坚持中国时代特色

陶行知指出，要真正发展“新师范教育”，我们的师范教育就不能是“从头脑里空想出来的”，也不能是“从国外运输进来的”，必须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上来的。”[1](P96)

(一)重视“中心学校”对培养师资的作用

陶行知强调“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要运用中心学校之精神及方法去培养师资。”[1](P93)由于深刻认识到前清办理师范教育时将“师范学校与附属学校隔阂”的弊病，他认为师范学校与中心学校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反对将中心学校称为师范的“附属学校”，主张 “要打破附属品的观念”。

不仅如此,陶行知提出应以中心学校为指挥棒来指导师范学校的建设与改革。中心学校作为师范生实习的基地，有哪一种的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哪一种的师范学校。比如，“有幼稚园为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幼稚师范；有小学为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初级师范；有中学或师范为中心学校，就可有办高等师范或师范大学；有各种职业机关或学校做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各种职业师范。”[1](P95)陶行知对中心学校的重视体现了“自新”的思想。

（二）重视乡村幼稚园建设及幼稚师范建设的“本土化”

当时国内的幼稚园有三大毛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陶行知立足中国贫穷农村的实际，认为中国格外需要的是乡村幼稚园。农忙的时候，乡村幼稚园可以减轻农妇的负担，减少年长的孩子因要照顾弟妹而缺课，还可以为幼稚儿童造幸福。因此，他主张在大胆向外国借鉴的同时，应着力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当时的条件无法专靠幼稚师范去培养新的幼稚园师资，他又提出以优良幼稚园为中心，采用“幼稚园的徒弟制”以增加训练师资的地方。

这种“自新”精神使陶行知建立的试验幼稚师范院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及时代特点：比如招收乡村女子入校学习，为乡村受教育的女子扩大就业之路；招收乡村小学教师的夫人、未婚妻或亲戚，增进乡村教师在乡村服务的幸福感，延长他们的服务期等。

（三）提倡发展“艺友制师范教育”

陶行知认为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他受各种行业颇有实效的艺徒制的启发，对传统的徒弟制进行改造而孕育了“艺友制”：“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1](P154)

“艺友制”的提出是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被取缔之后，当时师范教育“将学理与实习分为二事”[1](P155)，培养出来的人才与普通中学不相上下；而且“大多数受过师范训练的人，至今办不出一个可以令人佩服的学校。”[1](P155)为此，陶行知特别推崇艺友制，但他同时指出，艺友制不是用来代替师范教育，而是用来补师范教育之不足。可见其师范教育思想紧系当时师范教育发展的实际，体现了扎根本土的“自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