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英时先生论《鸿门宴》坐次尊卑|教案教学|教案设计-字典翻译语文网

与余英时先生论《鸿门宴》坐次尊卑

与余英时先生论鸿门宴坐次尊卑

与余英时先生论《鸿门宴》坐次尊卑

余英时先生《说鸿门宴的坐次》一文认为：鸿门宴的坐次“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极精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太史公详述当时坐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进而指出——

但在鸿门宴的坐次中，沛公的“北向坐”则更值得注意。依如淳“君臣位，南北面”之说，刘邦显然是正式表示臣服于项羽之意。刘向《说苑》卷一《君道》篇记郭隗语燕昭王之言有云：“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这个故事的本身虽未必足信，但所言坐次之尊卑必是战国秦汉间的通行习惯，断无可疑。因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而西向坐尚是“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也。张良虽据西向之位，但史文明说他是“侍”，身份次第一丝不紊如此，斯太史公之笔所以卓绝千古欤？①

诚如余先生所言，“太史公详述当时坐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②然而余先生得出“西向坐尚是‘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的结论，愚以为这是误会了《说苑》的文意。《说苑》所说“西面等礼相亢”是指“王”自居“西面”，此为主人位，此时宾客为“东面”，即如淳所引“宾主位，东西面”；如果让宾客“西面”坐，则主人乃是“东面”，也就是《说苑》上文所说的“王将东面”，不就是“目指气使”吗？何“等礼相亢”之有？例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汉书·周勃传》同）：“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周勃自己“东乡（向）坐”，即坐西向东即“东面”，诸生说士此时是“西向坐”，这正是“不以宾主之礼”③的表现。《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同）记载道：“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至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请广武君“东乡（向）坐”，韩信自己“西乡（向）对”，这才是《说苑》所说的“西面等礼相亢”。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旁征博引地证明：“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④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位东西面”的宾主之礼让他东向坐，如今让他退为“三等”北向坐，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

其次，余先生认为鸿门宴坐次中“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刘邦北向坐“显然是正式表示臣服于项羽之意”。愚以为也不符合语言实际。“北向（乡）”固然可以表示臣服，例如《史记·黥布列传》：汉王使者随何发问：“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回答道：“寡人北乡而臣事之。”但这臣服表示并不是坐次本身所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堂上与室中坐次尊卑是不一样的。清人凌廷堪早已指出了这种不同：“堂上以南乡（向）为尊……室中以东乡（向）为尊。”⑤余先生所引《史记会注考证》里中井积德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为贵；不对堂下者，唯东向为尊，不复以南面为尊。”尊位既已确定，与之相对的卑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室中以西向为卑，堂上以北向为卑。而《说苑》是打比方，虽是不分堂上与室中放在一起说的，其实“东面”与“西面”、“南面”与“北面”两两相对。正如余先生所说：“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确知如淳所引，‘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的说法是当时的通义。”既然是“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室中与堂上位次各不相同，又怎能用堂上的位次尊卑来规范室中的位次尊卑呢？既然是“君臣位，南北面”，如果说刘邦北向坐“显然是正式表示臣服于项羽之意”而项羽也“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表示”，那么接受臣服表示的项羽应该南向坐才是呀；项羽不南向坐，刘邦的臣服表示岂不成了无的之矢？20世纪40年代初，杨树达撰《秦汉坐次尊卑考》，根据《说苑·君道》上述材料总结道：“秦汉坐次，自天子南面不计外，东乡（向）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盖承自战国。”⑥遗憾一间未达，也未能区别堂上和室中；至于鸿门宴坐次，杨氏只说“此楚君臣自居尊坐，故以卑坐坐沛公也”，并未断言沛公坐最卑。余先生根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的记载，“确知在宴饮的场合，东向要比南向为尊”。其实这也正因为是在室中的缘故，可见堂上的位次是不能用来规范室中的。鸿门宴虽是在军帐中举行的，然而坐次尊卑一如室中，因而坐次尊卑就是太史公所特地交待的——依次是东向、南向、北向、西向，西向最卑。余先生援引《史记·南越列传》“使者皆东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以为“叙坐次与鸿门宴相近……足资比较参证”。余先生分析道：“南越太后是极力主张内属于汉的，因此她请汉使（不止一人）坐东向的尊席；她自己是南越的最高统治者，故居南向次尊之位；南越王北向而坐则所以表示臣服于汉之意。这也正是鸿门宴中刘邦的坐位。丞相吕嘉及大臣则‘西向、侍、坐饮’，与张良的地位完全相同。”这里的问题是：一、如果说南越王坐次如同鸿门宴中刘邦的坐次一样是最卑的臣位，而丞相吕嘉及大臣坐次尊于南越王，那么，余先生所叙述的“太后欲借汉使者之力置酒宴以谋诛嘉”的用意在坐次安排上就大打折扣了，试想吕嘉及大臣怎么可能安排到尊于南越王的位次上？二、如果说“北向而坐则所以表示臣服于汉之意”，那么，一手布置宴饮的太后为何不把吕嘉安排为北向坐、从而造成一个非臣服不可的局面以使他窘迫呢？比较参证的结果，最卑位次只能是排在最末的西向。鸿门宴下文述刘邦的参乘樊哙得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冲入营帐，“披帷西向立”。樊哙地位比张良又下一等，此时他虽然“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却仍然不忘规矩，不仅站立，而且“西向”。樊哙的“西向立”，正表明“西向”是最卑的位次。《汉晋春秋》记载：“（王）裦以父为（司马）文王所滥杀，终身不应征聘，未尝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晋也。”⑦这里“西向坐”乃是表示臣服，当然由于最卑位次的缘故。

至于鸿门宴“张良西向侍”的“侍”，清初吴见思评点认为“侍亦坐也”，并引下文“樊哙从良坐”为证（正如余先生所说，吴氏以为沛公坐次尊于范增显然是错误的）。余先生则认为吴说“亦不尽然”，指出：“以《南越传》所言‘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例之，则可能先侍后坐饮。‘坐’与‘侍’的实际分别如何虽不易言，但至少姿势应有不同”，“岂《史记》此两处所言之‘侍’与‘跪’为近耶？俟再考”。余先生对《史记·南越列传》的标点愚以为可商榷，应标为：“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何谓“侍”？《六书故》：“侍，陪侧也。”《论语·先进》“闵子侍侧”皇疏：“卑者在尊者之侧曰侍。”《论语·公冶长》记“颜渊、季路侍”，《先进》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是弟子“侍”或“侍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晏子侍于景公”，《内篇谏下》：“景公猎，休，坐地而食。晏子后至，搣葭而席。公不说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独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臣闻介胄坐陈不席、狱讼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忧也，故不敢以忧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这是臣下“侍”或“侍坐”。凡此可见“侍”着眼于陪侍，指陪从或伺候尊长；而“侍坐”指在尊长近旁伺候陪坐，“侍” 是“坐”的状态，指坐者的态度，“坐”则表明“侍”时的姿势。鸿门宴记张良“西向侍”，一个“侍”字道尽了张良的地位，“西向”的最卑位次也就不言而喻了。不能想象作为刘邦的随从、谋士并且明说是“侍”的张良竟然可以安排到比刘邦更尊的位次上去。再看《礼记》，其中既有针对“侍于君子” 而定的规则（《曲礼下》），有针对“侍坐于先生”、“侍坐于君子”、“侍坐于长者”、“侍坐于所尊”而作的不同要求（《曲礼上》），又有针对“侍食于长者”、“侍饮于长者”而作的具体做法（《曲礼上》），还有针对“侍射”、“侍投”而作的规定（《少仪》）。凡此种种，表明“侍”不是与“坐”相对、与“跪”相近的姿势；正如“侍食”“侍饮”“侍射”“侍投”连说时不能断开一样，“侍坐”也以不拆开为宜。所以《南越列传》应理解为“使者皆东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因为众人“坐”着“饮”是不言而喻的，故不必“坐饮”连言；因为“侍坐”是安排给相嘉、大臣的，故不应将“西向”与“侍坐”断开。站立着陪从或伺候尊长，称“立侍”，例如《礼记·乡饮酒义》记“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庄子·齐物论》记“南郭子綦隐机而坐……颜成子游立侍乎前”；又称“侍立”，例如《三国志·蜀志·关羽传》：“稠人广坐，侍立终日。”这也表明“侍”着重于卑者的陪从或伺候，至于是立还是坐固然因身份地位或时间场合而有所差别，然而往往并不特别在意，有时不作交代。例如《史记》记“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日者列传》），又记“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乐书》），或“侍”或“侍坐”；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战国策·赵策二》述“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史记·赵世家》记载此事作“肥义侍”。至于鸿门宴记张良“西向侍”，也未说坐。吴见思认为此时张良坐着，这是从下文项羽让樊哙坐、“樊哙从良坐”推断的，不能说错；只不过“侍亦坐也”的说法不够严密，容易让人误以为“侍”就是“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