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书的乐趣

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藏书忧》，文中慨叹那些博学的老学者，当他们的个体生命行将消逝，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便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当他辞别人世，他一生苦心经营的藏书，可能被扎成捆，送进废纸收购站，或者捐给图书馆，“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而这，无疑意味着读书人的“第二次死亡”。友人徐鲁写过一篇《安置好书》，讲到徐迟老人怎样“裁割自己的一架架熟稔得如同老友般的藏书，分赠给他所认定的、能够善待它们的后来者”，怎样将那些书颤巍巍地从书橱里拿出来，依依不舍地最后翻阅、抚摸一次，递到徐鲁这位年轻的后生面前的。其中的悲凉况味，着实令人低回不已。

所幸的是，那最后绝诀的时刻，离我们还远。纵然那终将是我们逃不出的悲凉，但是对于年轻的我们来说，重要的却是一本一本，一笔一笔地积攒我们书的财富。我们的藏书生涯，如我们生命的画轴一样刚刚徐徐展开。这就如同年轻的我们无心去顾及那不可逾越的死亡鸿沟，而更多地沉浸在青春的欢乐中一样。

如同其它任何事情一样，在学生时代，刚刚开始的聚书实际上是一种艰难的启动。我们年轻，所以我们没有钱。等我们成年抑或老年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拥有用来买书的足够的金钱，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又无法买回心灵成长的那段最珍贵的时光了。财力之不足，使得我们买书慎之又慎，对待书目选之又选。于是，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多却绝对称为精品的一批存书：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哲学辞典》、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从个人藏书中，不难发觉此君的读书品味，不需介绍，也不需交谈，是否知音，只要你的眼睛从那一排排书脊上搜寻而过，一切便已一目了然。

叶灵凤先生曾对其年轻时代的聚书历程有过深情的回忆：“我那时穷得厉害，从当年的哈同花园附近到西门斜桥去上课，往来都是步行，有时连中午的一碗阳春面的钱也要欠一欠。但是这时却已经有了跑旧书店的习惯。当时每天往来要经过那一条长长的福煦路，在一条路口附近有一家旧货店，时时有整捆的西书堆在店门口出售。我记得曾经用一毛钱两毛钱的代价，从那里买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英国画家诗人罗赛谛的诗集，使我欢喜得简直是‘废寝忘食’。”聚书之乐，已远胜于口腹之乐。对于我辈以聚书为乐的贫寒学子来说，一本一本地构筑自己的书籍王国的艰辛历程，是值得一生骄傲的。

当然，这种甘甜中，也时常夹带苦涩。书店里一本价格不斐的好书常常令我辈辗转反侧，牵挂不已。数度寻访，将书卷捧于掌中，又数度物归原处，依依惜别。聚书之难，也曾令我辈偶做白日梦。一位诗人曾讲起“文革”年代，他曾从大学被封的图书馆里将一些行将付之一炬的藏书“偷”──—或者说“拯救”──—出来，其历险记令我们惊羡不已，同时期盼天上掉馅饼的美事有朝一日会降临在自己头上。余秋雨《藏书忧》中写道：有位不知如何使自己的藏书流传下去的老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竟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东床快婿。有趣的是，我竟然也曾做过寻找一位藏书万卷的岳丈的科学幻想，与老教授的奇想实现空中对接。我那嗜书如命的妻子也曾想过嫁一位四壁皆书的老头儿，等他一死，全部藏书便可窃为己有，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可是，聚书的渐入佳境与心灵的日臻完美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书房的空间被日益增多的藏书拥塞、压迫、填满，一天天变得狭小局促，而我们的精神之鸟却一天比一天自由地翱翔于人类智慧的天空。一个成长着的书房，是和一个成长着的学人互为陪伴，也互为因果的。余秋雨说：“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绘声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如果，如果我们真的从一位学富五车的老人那里继承了一个书房，当我们走进它如同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一夜暴富的欣喜之外，我们是否会怀疑不经甜涩的恋爱便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份幸运中包含着几许真实？那些书属于我们了，但是那些书后面的故事与沧桑，书中的灵魂与生命，也许永远不会属于我们。“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看来省事的办法未必可靠，过程是永远不能省略的，我们必须从头开始，一点一点地，慢慢来。

藏书只有作为一个动词存在，才最会给爱书人带来无尽的乐趣。即便有一天我们毕生心血所聚存的好书一样会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处境，这份乐趣也足以让我们抬起头往前走，面带微笑，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