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先生的《语文课就是语言文字训练课吗？》（载《小学语文教学》2000/3期），就曾经的热门话题，重新进行关注和审视。读后引起了笔者的深思，因此也想就此观点发表自己并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同行。

1．“语文课就是语言文字训练课”这一说法，是以训练概括了语文学科教学方法的全部，是工具一元论的具体体现，是对历史认识不清，是对语文学科属性认识不清。

受“政治第一位”思想的严重影响，1958年“教育大革命”在语文教学领域中造成了严重偏差，即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以政治思想的灌输取代了知识的传授。针对这一情况，1959年到1961年语文教学战线上开展了语文教学目的争论。焦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与语文教育关系，即“文道关系”。由此，工具说便在语文教学这块园地中应运而生，它规定了“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初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强调了“语文是学好各科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

“工具说”的提出无疑是一次拨乱反正，还了语文学科一个清白。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语文学科属性认识的一次飞跃，推动了语文教学。但是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这是对工具性肤浅、偏面、绝对化的认识，是对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否定。

古代先哲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肯定了人的价值，开创了“以人为中心，以善为导向，以人性的完整、和谐、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古典人文教育。

对人性的关注实是古已有之的，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是以教育人本论为理论导向，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对学生心智的培养。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九十年代后，以于漪老师为代表的一些教育界专家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对“工具论”的积弊提出了激烈批评的结果。这是当时工具一元论的必然趋势。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的提出应该说是对语文学科属性认识的又一次飞跃。

1998年5月15日的《文汇报》刊登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陈先元先生的文章《应该正视“语”和“文”的矛盾性》。文中如此阐述“殊不知语言与文学（暂且把“文”理解为文学）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现象，分属两门不同的学科，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若没有语言，便没有概念，没有定义，没有推理，也就不可能进行思维。因此，语言较多地涉及到逻辑领域，而文学作为艺术形式之一，把典型性、形象性、生动性作为最基本的特征，并把美感作为价值判断。'语'与'文'的这种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性具体地说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差异，它大大丰富了文字的内涵。我们的课堂教学应在掌握字词句篇的基本知识和听说读写基本技能的基础上通过“形象的再现，意境的体验，韵味的品评，情绪的感染”去领悟语言文字深处社会的繁荣昌盛，民族的荣辱辛酸，个人的悲欢离合。而这一切都不是训练所能完成的。

语文是工具，但它绝不是耕地的犁，写字的笔，而是思维的工具，是交际的工具，是学习的工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正因如此，语文教学应正视这一矛盾，认清语文学科的双重属性，以史为鉴，在实际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双基的训练，更要注重对学生心智的发展。省特级教师贺诚的话，是值我们每一位教师所深思的。——“在语言文字明亮而透彻的深处，映照着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它是文化的载体，它是精神的凝固。我的语文教学实践，不仅需要语言文字的操练，而且追求情感的融会与灵性的感悟。语文是一种川流不息的生命。”

2．语文课就是语言文字训练课这一说法，把训练绝对化，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是对素质教育认识上的模糊。

反复的机械训练是应试的需要，体现在课堂教学中就是对语言文字物质外壳的生硬剥离，游离于人文精神之外来搞文字游戏。正如阳春先生所说语文教学的训练：“淡化了形象，冷却了感情，语文课成了语言文字技巧的演练课。教师们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让学生对语言文字进行拼装组合，脱离语境孤立地解词造句，机械呆板地填空、选择、判断以及教师重复琐碎的分析讲解，生硬地灌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使本来富于诗意、充满情趣语文课变得如此乏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文以载道的僵化处理，即将语文简单地用作思想教育的工具。教师形式多样的教学始终围绕文章主人公的精神品质，脱离学生的实际，从文字中去挖掘微言大意，再一厢情愿地进行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

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以训练代替一切，忽视学生的主观意识，忽视学生的主体参与，忽视汉语本身具有的“客观模糊性与主观意会性的”。使学生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把整个教学过程看成是阅读的强化，记忆的强化，理解的强化，最终求得熟能生巧。汉语的模糊性、多义性、多元性被应试教育所恪守的标准化、规范化、机械化所替代。在反反复复的训练中，学生学习的创造力得不到培养，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发展，学生的潜能得不到发挥。

素质教育是以唤醒人的“自然的沉睡力”为根本目的，注重深层次的长久的全面的能力的培养，而这一些机械的训练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