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增祺作品，无论散文，无论小说，给人一个鲜明印象，那就是平淡如水。“平淡如水”，不是没有味道，不是没有东西，“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淡，清纯至极，清纯而没有一点杂质，令人心气也不禁随之清纯，心境也随之平淡如水。同时，读其作品，如同一位时间老人，在向你展示一幅文化长卷，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在于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植根于大农业土壤的文化，这种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出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成为这种传统文化的核心。

汪增祺作品，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汪增祺作品与中国农业大文化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六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种农业大文化的积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内涵。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把这种大农业的传统文化笼统地与旧文化等同起来加以否定而不被人们认同，如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革命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等就借助张扬科学和民主的浪潮，对这种农业大文化进行猛烈抨击。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对中国农业大文化所造成的“以安息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予以批判和否定。从这以后，因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迅猛，这种传统文化历来处于一种被否定的地位。但是，由于这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势必与变革中的社会产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的直接后果，表现为一些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对都市生活感到压抑和孤独，不由自主地对五四以来受冲击的农业大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依恋。深受沈从文影响的汪增祺，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在作品中也表现了对这种农业大文化的依恋。

正是这种依恋，由此对以农业大文化为土壤所培养的精华，他都顶礼膜拜，大加颂扬。如《随笔两篇》之《水母》，与“中国的百姓——主要是农民，对若干神圣都有和统治者不尽相同的看法，并且往往编出一些对诸神不大恭敬的故事”不同，对于“应该是制服了一场大洪水”的“小媳妇”的水母，却大加颂扬，顶礼膜拜（这与吴伯箫的《难老泉》极为相似），只因“这是农民自己的神，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的神。这是农民心目中的女神：一个能干善良且俊俏的小媳妇。农民对这样的水母不缺乏崇敬，但是并不畏惧。农民对她可以平视，甚至可以谈谈家常。”可见，这种农业大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是一种顺应人情的文化，这也正是它能根深蒂固地影响几千年并使作者为之依恋的根本原因。

同时，汪增祺真正从事创作的时期，正是我国处在激烈地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期，他平静地对待并欢迎这一变化。但由于他长期受农业大文化的哺育，对农业大文化种种精华和最了解，也最依恋，因而担心这种种精华和美会消失，因而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不可避免地灰产生一种心理紊乱。《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香港的鸟》等都显示了这种紊乱。从北京到香港，他是“换一个地方坐着”，面对高楼林立的的繁华的香港，整天萦绕在心头的是“北京的大树、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的柏树，白海的白皮松”。这种“树”的崇拜心理，实质上是把树幻化为有根的古老的农业大文化的象征。同样，在《随笔两篇》之《葵.薤》中，“小时侯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非常感动。”“然而有一句我不明白。”这弄不明白的就是“葵”为何物，直到读了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又直到“到了四川、江西、湖南等省”，“有一回住在武昌的招待所里”才真正懂了“葵”即冬苋菜时那种激动溢于言表，而“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我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的。”这“感慨”是什么？这“很清楚的”是什么？正是为这种传统的农业大文化的消失而担心，而这种担心又恰恰基于一种深深的依恋，故而连一贯“不主张伤感主义”的汪先生在《胡同文化》中对北京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的衰败和没落，表现出明显的伤感情绪。

以“和”为贵，在平等和宽容中实现和谐

汪增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道：“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到极大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对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影响的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根基。儒家思想强调中庸，讲求心气平和。这一点，在汪增祺作品中的反映，即是以和为贵，在平等和宽容中实现和谐。这可以从《胡同文化》中得到印证。

汪增祺一生对传统文化怀有深情。他长期生活在北京胡同中，对于“精义”是“忍”的胡同文化十分熟悉，对北京胡同文化的内涵十分了解，十分推崇那种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的胡同生活。于是，他满怀深情地写四合院；写四合院中市民的闲逸，下棋、喝酒、遛鸟；写市民们简单而满足的生活；写爱瞧热闹却不爱管闲事的性格。并且指出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是安分守己，是逆来顺受。

但是，他对于这种封闭的小市民的文化，也并不是完全沉醉其中，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来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和有所批判，有所反思。对在时代大潮冲击下行将消失的胡同文化给予理解，表达了一种无奈。他知道这是下层平民的文化，旧时代的文化，跟不上时代的文化，无力抗争的文化。他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它走向终结是必然的，但一贯“不主张伤感”的他在感情上也还是怀着伤感的情绪的。

不仅对待传统文化，汪曾祺还以这种以“和”为贵，在平等和宽容中实现和谐来对待现实。他对现实采用“随遇而安”的态度，他的解释是“‘遇’，当然是不顺的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然如此，何不想开些。”正是这种态度，使他对现实能似“水”一样去化解一切问题，去处理矛盾。也正如此，在他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研究所劳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等，始终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面对。最精彩的还是《牙疼》：

文化大革命中，我正要出剧团的大门，大门“哐”地一声被踢开，正摔在我的脸上。我当时觉得嘴里乱七八糟！吐出来一看，我的上下四颗门牙都被震下来了，假牙也断成了两截。踢门的是一个翻跟斗的武戏演员，没有文化。……这人一向是个冒失鬼。剧团大门是可以里外两面开的玻璃门，玻璃上糊了一层报纸，他看不见里面有人出来。这小子不推门一脚踹开了。他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那么个人，我能说什么呢？他又不是有心。掉了四颗门牙，竟没有流一滴血，可见这四颗牙已经衰老到什么程度，掉了就掉了吧。假牙左边半截已经没有用处，右边的还能凑合一阵。我就把这半截假牙单摆浮搁地安装在牙床上，既没有钩子，也没有套子，嗨！还真能嚼东西……

这就是汪曾祺！面对现实，他的态度都非常现实：于他人，是以“他又不是有心”予以宽容；于已，是以“掉了就掉了吧”和“还真能嚼东西”而自慰。这种处世态度，正如在《跑警报》中所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中‘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好一个“儒道互补”，好一个“不在乎”，正是这，才使汪曾祺能真正达到那种“宁静以致远，淡泊而清心”的高境界！

三、以静为本，崇尚静趣的审美情趣

汪曾祺创作，是要给读者以“文化休息”，这正如美国人看体育比赛的心态一样，他们往往以休闲的态度去欣赏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他们不像其他地方尤其是英国，球迷的热情够得上是狂热，但却产生了众多令世界各国都头疼的“足球流氓”。文学作品也一样，文笔的尖刻犀利，不见得就能创造出一种高境界。

汪曾祺善于勾勒静境，形成了一种以“静”为核心的审美情趣。如《葡萄月令》，从一月到十二月，整个葡萄园的内核始终充满活力，在激烈动着，但个个月却是处在一个和谐的恬静的情境之中。再如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而《跑警报》，大学生们还能在洼地里静静地谈情说爱；两个大学生不跑警报，反而利用这个机会，一个洗头，另一个从容地煮冰糖莲子。

追溯这种静趣的源头，这与汪先生的经历有关。汪曾祺出生于水乡高邮，水乡蕴育了他柔静的性格，他还在江阴、昆明、上海、北京住过，一九五八年错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研究所”劳动四年。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老于世故”。他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从事创作，却主要在晚年，“老于世故”和老年人喜静厌动，使得他对于现实生活始终抱着一种通脱旷达的态度，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现实品格。因此，他始终以一种平静的眼光去看待现实生活，着意去描画静趣，无论是写旧时代生活的《鸡鸭名家》、《岁寒三友》、《大淖记事》、《受戒》、《故里三陈》，还是“非常”时代下放劳动、文革受冲击的《看水》、《七里茶坊》、《黄油烙饼》、《皮凤三楦房》等，都始终以平静的语言刻意地营造一种静趣。正是这种酷爱静趣的惯性，使他的思维具有一种特有的柔滑性，即使是至痛的事（如《黄油烙饼》），到他柔滑的思维机器中转几转，也会变得平和起来。

总之，依恋农业大文化，崇尚和谐，以静为本，宽容地对待人生，是汪曾祺作品所特有的文化心理，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现世品格，表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