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仅三个多月，东北三省就全部沦丧。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进一步向华北深入。１９３３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塘沽协定》，变相承认日军占领东三省及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把察哈尔省北部及河北省东部的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和日本谈判，与伪满洲国达成通车通邮方案，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伪满洲国。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要占领全中国的侵略野心。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的形势下，反动政府为了开脱罪责，利用宣传喉舌，将自己一手制造的丧权辱国的卖国行为，推至于“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汉奸亲日分子黄郛，在８月２４日发表谈话，胡说：“今日华北之最大危机，系在心理方面。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而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亦于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７日的社论中竭力鼓吹：“民族之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这种散播悲观失望情绪、混淆黑白，把亡国的责任推诿于一般老百姓的论调，是极其有害的。鲁迅就在“九一八”三周年之际，写作本文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和揭露。

在文中鲁迅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爱憎，一面无情地揭露与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投降、自欺欺人的无耻丑行，一面又无限深情地热烈讴歌了人民大众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给那些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的家伙以当头一棒！

文章的开头，鲁迅摆出了国民党统治以来见之于“公开的文字上”的三点事实：先“总自夸着‘地大物博’”，不久后“只希望着国联”，到现在的“一味求神拜佛”。紧接着就引出了全文所要批驳的论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从摆出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将揭露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

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立了依赖帝国主义统治的法西斯政权。在一段时间内，他为自己暂时做稳了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而颇有点沾沾自喜。“总自夸着‘地大物博’”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同时这也是一种掩盖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欺骗宣传。但是这种妄自尊大，也最容易走向另一极端：自轻自贱。１９２９年，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掠夺殖民地来寻找出路。１９３１年开始了它的并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第一步：武力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就不再自夸了。正如鲁迅１９３３年４月在《中国人的生命圈》一文中揭露的：“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语了”，相反，却有人“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是‘弱小民族’”，便是明证。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反动派不敢抵抗，却寄希望于国联，拼命向“国联”求拜。蒋介石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９月２３日的演讲中，就公然鼓吹要“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以此来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国联”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是受英法帝国主义操纵并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它在“调查”了“九一八”事件后，于１９３２年发表了《国际调查团报告书》，书中竟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是“正当而合法”的，“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并提出了“国际共管东北”的主张，企图与日本帝国主义分享权益，把东北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的殖民地。这就撕下了它“公允”的面具，表明它与日本帝国主义同样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把这样的报告书称为“明白公允”，表示原则接受。但是，国联却制止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野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所满意的这个“报告书”，只成了一纸空文。对于这样的一些事实，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这只能说是一种“他信力”，──依赖听信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法帝国主义主子）的“他信力”，而“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作者就用这“他信力”来戳穿反动卖国政府的嘴脸，作了深刻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

鲁迅接着指出：若是失掉他信力以后，“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统治者既然是背离人民、与大众为敌的，就必然是孤独无力的，必然更加发展起自欺欺人的一套，那便是“求神拜佛”了。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８日，由反动政客戴季陶和下野军阀段祺瑞发起，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而这一套的毒害作用就更大，能使人在“玄虚之至”中沉醉昏睡，“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同时作者又指出“‘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这正说中了一切反动派的本质与规律的东西，“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①散布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是为了卖国求荣，也是妄图用它来“笼罩了一切”，毒害广大人民的思想，瓦解人民的抗日斗志。这麻醉药自有它不可道破的妙用，因此反动政府做贼心虚，将这段对“时轮金刚法会”给予尖刻挖苦的文字删掉了。而鲁迅却偏要将它端出来，他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然而，时代不同了，麻醉药也不那么灵了，中国虽有人处在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悲观失败情绪的“笼罩之下”，但“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于是，文章就转为从正面尽情讴歌满怀自信力的中国民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了真理，为了社会进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鲁迅正是掌握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是和封建“帝王将相”对立的人民大众。虽然是被歪曲了的封建社会的“正史”，也“掩不住他们的光耀”。鲁迅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以排比的句式，简练的文字，记载下他们的历史功勋，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将“中国的脊梁”这个崇高的形象树了起来。

文章写到这里，鲁迅就顺理成章地对“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这一论题进行归结：“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澄清了事实真相，无情地揭露和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

文章最后，鲁迅对如何识破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掌握事物的本质作了深刻总结：“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这就是说，要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着眼于人民大众，才能透过反动派制造的假象，把握问题的本质，掌握事物发展的方向。鲁迅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苦岁月里，对中国的前途抱着如此坚定乐观的态度，正是因为他树立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至今，鲁迅的这段话，仍然闪耀着它的思想光芒，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这篇杂文文字虽短，却十分有力。作者在批驳“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这种以笼统的言词抹杀革命人民和反动派本质区别的谬论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地划清了阶级界限，紧紧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文中以“他信力”“自欺力”来概括反动统治的本质，又树起了“中国的脊梁”高大鲜明的形象，这种强烈的对照，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又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对论题的分析与批驳，能据事实说话，且又具体、辩证地分析了问题的各个方面，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鲁迅后期掌握了辩证法，所以他的杂文深刻、有力，没有片面性，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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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６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