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平等”，被广泛地看成是处理当代学校师生关系的一个基本价值尺度。根据许多学者的论述，它所要反对的是那种“不平等的”、“专制的”师生关系。乍一看起来，这个基本的价值尺度似乎没有任何问题，语句简单，语意明确。但是，大量的师生关系个案说明，人们对这个基本价值尺度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相应地，在实践中也出现许多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北京某中学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直呼教师的名字，理由是：师生平等，既然老师能够直呼同学的名字，同学反过来也可以直呼教师的名字；而且，该同学还举例说，国外的学生都是直呼教师的名字的，他这么做就是要挑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不平等的”、“专制的”师生关系。

又比如，也是处于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的考虑，一些青年老师特别热衷于和同学“交朋友”，其中不少人干脆与同学“兄弟”、“姐妹”相称，其中个别的老师甚至接受学生称自己为“老大”。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一部分师生对于“师生关系平等”内涵的认识还有模糊之处。这种认识，与教育无益，与学生有害。

“师生关系平等”的内涵究竟指什么？是不是指老师能怎么样，学生就能怎么样？是不是指教师如何对待学生，学生也可以如何对待老师？是不是指老师和学生之间是无差别的、同样的？我看不能这么来理解。教师是教育者，是教育的主体，负有教育的责任；学生是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负有学习的责任。两者的主体地位和责任都是不一样的。教师在履行自己责任的过程中，也需要学习，但是教师的学习无论是目的上还是在内容上与学生的学习是不一样的。学生学习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自己，教师学习的目的则主要是如何更好地指导学生发展自己；学生学习的内容是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材料与活动，教师学习的内容在主要的方面是如何去提供这些材料、组织这些活动并以适当的方式向学生反馈其发展的状态。

所以，从社会角色的意义上来看，师生之间确实是不一样的，“师生关系平等”不是在“角色平等”的意义上说的。依我看，“师生关系平等”只适用于人格领域，指的是“人格平等”。前面已经说过，教师和学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身份，彼此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师生天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在人格关系上，师生之间却是绝对平等的。

这就是说，尽管师生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却是相同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教师是人，学生也是人，在这一点上，师生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作为人的存在，教师需要爱，学生也需要爱；教师需要被尊重，学生也需要被尊重；教师不愿意被人辱骂，学生也一样。因此，师生双方在审视对方的时候，应该透过社会角色的“面具”，看到“面具”背后共同的人性或人格，采用“换位”、“移情”、“理解”的方法去建立一种超越有差别的“角色关系”的无差别的“人格关系”。这种人格关系是师生关系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有时候，师生人格相互熏陶和砥砺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胜过任何的外在的要求和规范。

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中既重视这种有差别的角色关系，更重视这种无差别的人格关系。《学记》中提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种“师严道尊”的思想主要是从教师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角度来说的，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可以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不对自己和学生提出严格要求的老师都不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老师。

至于孔子所提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及“当仁不让于师”的思想，则主要是从教师人格和学生人格的意义上来说的。孔子自己也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了千古传诵的人格关系。据记载，孔子的学生颜渊不幸病亡后，孔子悲痛欲绝。其伤心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老师应该有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师生间深厚的感情。现代教育史上北师大的陈垣校长与启功先生之间的关系也远超过了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人格交往的层次。

1971年，陈垣校长逝世后，启功满怀悲痛写了一幅挽联：“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两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

回到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和所提的问题上来。师生之间的称谓方式属于社会角色范畴，而师生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又是有文化限制的，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于师生之间的称谓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彼此之间没有可比性。因此，以“师生关系平等”的名义去直呼老师的名字是不妥当的，师生之间的称谓应该体现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角色的差别，这里面没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以国外师生之间称谓方式加以辩护也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师生社会角色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把基于人格平等的“师生关系平等”简单地应用在日常的师生交往过程之中，强调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师生都是平等的观念，是错误的。

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正如赞可夫所指出的：“教师既是学生的年长的同志，同时又是他们的导师。无论对集体或是对每一个个别的学生，都时刻不要放松自己肩负的指导的责任——这一点正是应该做到的，虽然做起来相当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