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科学发展领域中，数学、逻辑都引入了模糊的概念。绘画、音乐所创设的模糊境界给人带来无尽的艺术的思考。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也会遇到对某些文学语言的模糊认知与理解。譬如诗句“母亲糊进窗棂的忧愁，父亲挂在屋檐的叹息。”母亲把忧愁为何糊进窗棂？父亲为什么把叹息挂在屋檐？这个“糊”、“挂”，大有文章可做，做得多而细，说明你仍然没有感觉出它到底表达了什么，选择某一个或几个答案来判定，似乎犹嫌不足。怎么办？借助于模糊意识的概念，不必把这完整的画面、深邃的意境肢解得支离破碎，保持一个不确定性的完整，让人们去感觉、去意会它的韵味。这样，比划定某一明晰的认知要确切、可靠得多。再如，张三问李四、王五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李答：说不清。聪明的问者无需再去纠缠这“说不清”的具体涵义，就会对此人产生一种隔膜感，敬而远之。当你要去细致剖析这种“说不清”，就会显得局促、尴尬。因为，在大自然信息世界中，有许多对象的客观属性、特征，认识它们是很难用“是”、“非”这两把尺子来衡量、判断、描绘的。

模糊意识是关于人们认识中对于对象类属和性态的不确定的基本形式和本质特征。它有着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于主体在把握对象类属和性态时缺乏明晰的划分而产生的，而另一种是主体意识把事物之间区分和界限加以模糊的处理，然后再通过压缩、抽象出若干相对明晰的界限，以达到对事物比较精确的认识。

在课堂上，不少学生在回答一个难度较大、判断模糊的问题时，经过一番紧张地思索，常常会异常兴奋地举起手“我想起来了”，但回答时又显得支支吾吾，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最后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来匆匆收场。因为，许多作品中的语言现象存在着深不可测的内涵，这种内蕴有极大的模糊性，条件反射地为其归档，轻车熟路地做出判断，都会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纪念刘和珍君》中多次强调刘和珍“始终微笑”，岂能仅仅用一句“性格温和和善良”就能打发掉？面对那严酷的现实，刘和珍“微笑”的形象包含着丰富的蕴涵，你尽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把握它，大致作出若干明晰的判断，择其一二，都会失之偏颇的。《祝福》中描写的“雪花”，除了表明冬天的季节，反映祥林嫂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清白无辜以外，这漫天飞舞的雪花却给人一个欲哭无泪的诗的意蕴。美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道破一句，就是对意识的把握罩上了一层模糊的光圈。当然，模糊意识并非把人带进一个迷惘的境地。有时，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也会出现一点“顿悟”，就象在无边黑暗中突然闪耀的一点火星。这种“顿悟”也是来自模糊意识的抽象，扬弃之后所获得的，因为模糊和精确在一定条件下彼此转化。往往这样，模糊的思维方式经过一番比较、选择和加工以达到表述精确的表达效果。自然，语言在语音、语义和语法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模糊特征，但它却能准确地表达交流思想。文学家运用模糊语言进行描述，足以准确地揭示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复杂心理，甚至在描摹景物时也会传达出一种难以意想的情境。试比较这两段文字。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象笼罩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荷塘月色》）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象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的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花香。”（《荷花淀》）

这两段文字都可称得上绝妙的风景人物画，淡雅、悠远、朴素、清丽。前者人物深深地藏在风景之后，后者将人物烘云托月地嵌在风景之中；一个将淡淡的忧愁水乳交融地裹进了“荷塘月色”之中，一个把美好的形象揉进“荷花淀月色”之内。如果硬要将这两段描写与作品的背景、现实一一对照，甚至将其中的“月”、“花”、“叶”、“云”、“流水”、“雾”等具体事物都“落到实处”，就会冲淡整体意境美，破碎了朦胧、完整的“模糊意识”。在这两段文字里，这种模糊意识就是整体和谐的美，是不能肢解和分割的。

模糊意识象场一样弥漫在人的思维活动之中，是知识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关键。清晰的表述就象粒子一样离散地存在于意识活动之中，象网络一样把认识之网提起，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是经历了模糊—明晰—模糊的发展过程。模糊寓于明晰之中，贯穿于认识的过程之中。准确的判断不是绝对的，只是模糊程度较浅而已。因此，明晰、精确的认识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中学语言文学的教学也不例外，有些典范性的文章，经过了几十年、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的咀嚼，至今仍没有统一划齐的判定和认识，教师根据大纲要求，参照一些较为权威的资料，也只能做出相对地回答。而大部分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也不得跃出教师所圈定的樊篱。即使有个别的“离经叛逆”者，也难以获得教师的支持。譬如，在讲述《项链》时，有位学生就力陈玛蒂尔德是个善良、正直的女性。理由是：她讲究信用，她承认现实；她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摆脱的洗礼。你能否定她的这种见解么？

在人们认识过程中，从信息接收、思维分析和语言表达等一系列基本情节来看，人们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多样性、深刻性并非单纯来自明晰、精确的认识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相反，各种模糊意识形式和语言表达在人们交往活动和知识交流中，具有更广泛、完美和高效的特征。它不仅节约了信息传递，使人们之间彼此迅速沟通，而且能够有效地引起对方表象的集合，赋予认识或表达的丰富性、生动性。《娘子关前》中蒋家村的老妪，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微笑地招呼祖国的兵士：“进来坐坐吧，里面暖和一点”仅仅表现华族的人心永存吗？这寥寥几字，简直可以说托起了一个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伟大的女性的形象。几个字就构筑了一个丰富的人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感染力常常是深邃而又模糊的。路瓦栽夫人在偿清所有债务之后“带着天真得意的神情笑了。”此时，你仅仅当她还是整日处在富丽堂皇的梦想之中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吗？《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可恶——然而—”四字几乎是他出场的全部台词，反映了他卫道士嘴脸？抑或反映了他的没落，底气不足？还是表现他的麻木不仁，或者对此不屑一顾？对这两句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说穿了，保持这样一个形象（包括语言的完整性）的模糊性，要比清晰、准确地选择要好得多。据说毕加索家中遭窃，警察让他和保姆凭记忆各画一张窃贼的像，而最后根据保姆的画像抓住了窃贼，这是为什么呢？毕加索画的窃者是经过艺术化了的窃者，这个窃者神情、甚至灵魂都透着一份窃气，它几乎适应于所有的窃者。而保姆画的只是这一个。所以，艺术的模糊性常常要比明晰、精确的认知更有价值和蕴涵。叶圣陶先生的《夜》中的“朦胧”、“细微”、“黄晕”、“惨淡”、“隐隐闪闪”、“雾海似的迷茫”、“渺茫”、“幽幽”、“模糊”、“朦胧的梦”等的描写，整个作品从头至尾都笼罩着压人的阴沉之气，与其说这“阴沉”就是指白色恐怖，倒不如说，在那白色恐怖的年月，再加上这样令人压抑的阴沉，要比单指暗示要好得多，艺术的效果是自不待言的。白居易的《琵琶行》中“东船西舫悄无言的，唯见江心秋月白”中留下了一个偌大的空白。此时，所有的人首先是被琵琶女高超的弹奏艺术所感染，灵巧的手指拨动了琴弦也拨动了听客的心。他们在想什么？白居易在想，他的朋友也在想，这个、那个都在想。这是一个多么模糊而又深邃的空间！

因此，人们对于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对象进行清晰、准确的解释，只是相对于认识的时空框架而言的。尤其是当认识对象包括主体自身时，主观和客观因素融于对象之中，要想对它作出明晰、精确的描述，就更为困难了。对于现实对象来说，不同程度的模糊描述，是必然和不可缺少的。

读文学作品，你就象在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环境中生活过，所接触的一些人，不是简单的人名符号。你相信他（她）在世界上曾真实地生活过，有自己劳心的事情，有着欢乐和痛苦，有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体验的人，像你在生活中熟悉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有着独特分明的个性，你不会把别人混淆起来。对这些人的感受，他（她）既是孤零零的个人，又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群体。往往如此，人物性格在冲突中愈是高潮愈复杂，模糊的空间就愈大。如林冲在杀了陆虞侯一伙后“穿了白布衫，系了搭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这一系列动作干净利索，果断有力。人们不禁要问：平日里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他怎么如此义无反顾？提问里留给人们思考既有清晰的一面，又有值得咀嚼的模糊的一面。不仅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是如此，作品和作家的风格、安排结构也是这样。强烈、悠远、艳浓，淡雅，都要讲究适当的分寸。何时该放，何时该收、该扬、该抑，详略简约，快疾缓徐，这都是个分寸问题。这个“分寸”，虽绝无精确的刻度和严格衡量的。增之一分则肥，减之一分嫌瘦。这其中的“模糊意识”自是妙不可言的。

综上所述，本文将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狭窄地带—模糊意识作为论题，意在教师在提高自身文学语言的素养、审美意识的前提下，开拓这一领地，让学生更深刻地去理解、发现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