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顿挫统体浑成——杜甫《蜀相》赏析

《蜀相》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二二一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蜀，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蜀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和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国，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今陕西省?d县西南），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我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对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些诗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蜀相》一诗的艺术形式也是很完美的。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着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诗的确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诗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诗对仗工妥，用字精当，声音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律诗的这些长处，我们在细读《蜀相》这首诗时，是能够领悟得出的。

这首诗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时，为追怀诸葛亮所作。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真切。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结尾两句，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无限怀念，表达了对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这两句苍凉悲壮，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力扶王室，志清宇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学习的榜样。每逢国家动荡之秋或偏安之时，总有一些诗人们将诸葛亮形诸笔墨，通过热切地呼唤英灵来寄寓自己希望当代英豪站出来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时。这时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命运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凭吊，写作此诗，自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忧时忧国的深心的。读着这首诗，我们脑际浮现的，决不只是往古英雄诸葛亮的形象。还有抒情主人公伤时感事、叹息哭泣的荧荧泪光。这是一首感情极为浓烈的政治抒情诗，它的悼惜英雄、感伤时事的悲痛情绪渗透在每一句每一字之间，但表现手法却颇有奇特之处。它既不直言抒情，也不婉转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写景物，后半纯乎用事与议论的办法，以写景时的心理活动线索开启出对于凭吊对象的精当评论，从中自然透发出诗人满腔的激情。诗的前四句，描写祠堂之景，在描写中隐然流露出同样是忠君爱国者的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联二句，自为问答，记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处寻”以显访庙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联二句，写祠庙荒凉之景，“自”、“空”两个虚字是此联之眼，其作用有二：一是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二是惋惜连与英灵作伴的草木禽鸟不解人事代谢，不会凭吊那位伟大的古人。“白春色”“空好音”的叹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写，过渡到后半篇作者自己站出来对诸葛亮进行评论与哀悼，便显得前后紧密呼应，感情十分真挚强烈。宋代以后，有不少诗话家不主张诗中发议论。认为诗以不犯本位为高，议论便落言筌，不是诗的本色。明清有些论者，甚且以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内的许多名篇是“纯乎议论”之作。我认为，诗既然要表达作者喜怒哀乐之情，就免不了有时要议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议论，而在于议论得好不好，有没有分寸，是否有助于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此诗后半的四句议论，就是可为后世诗人效法的成功范例。首先，这段议论从生动的写景中自然地引发出来，丝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饱含情韵。既切合吟咏对象的形象内涵，又带着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强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炼，将全篇的主题思想升华了。其次，议论中用的就是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们具有极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维，能够唤起读者对于渚葛亮一生的联想。“三顾”句令人想起三顾茅庐和隆中决策，“两朝”句与“出师”句更令人怀念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两朝，取两川、建蜀汉，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迹。这与一般抽象议论绝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启发读者激情的诗化的议论。从全诗抒情层次来讲。“天下计”推崇其匡时雄略，“老臣心”赞扬其报国忠忱。老杜本人的忧国之心也隐隐然寄托其中。有这两句的沉挚悲壮，末联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语，才显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联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泽等人在事业失败时都愤然诵此二语，可见这首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所铸成的悲剧美是如何历久不衰了。

诗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诗人初游成都武侯祠时。诗前四句写祠堂之景，“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杜诗解》）。后四句议丞相之事，“就公始未以寓感慨”（《唐诗摘钞》）。前四句写得疏洒，后四句议得沉郁。

诗句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辅国功业，大笔如椽。三顾，三次拜访，指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省襄阳县西20里）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已打天下。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屡屡，多次，指刘备屡屡跟诸葛亮商讨。天下计，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刘备、刘禅两朝。开济，指辅刘备开创基业，佐刘禅匡济危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先主病笃，谓亮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初，亮自表后主曰：‘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这就是“老臣心”。“一方面是知人善任，终始不渝；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方面付托之重，一方面图报之诚。”（周汝昌语，见《唐诗鉴赏辞典》）天下计，可见诸葛亮的匡时雄略；老臣心，可见诸葛亮的报国苦衷。诗句属对工致，沉郁顿挫，反映了诗人对这位蜀汉丞相的无比崇敬而又无限惋惜的感情。“有此二句之沉挚悲壮，结作痛心酸鼻语，方有精神。宋宗简公归殁时诵此二语，千载英雄有同感也。”

诸葛亮，字孔明，人称卧龙，汉末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父诸葛珪曾为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为当时名士。诸葛亮兄诸葛不共戴天瑾仕于吴孙权，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亮从弟诸葛诞仕于魏，为吏部郎，累迁扬州刺吏、镇东将军、司空。兄弟三人“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品藻》注云：狗乃“功狗”之狗，虽非龙虎之比，亦甚有功之人，故曰并有盛名。)。

诸葛亮早年不得志，不为志向所屈，故结庐于襄阳城西隆中山中隐居待时。公元207年，思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吴抗曹的道路，也称“隆中对策”。这是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相军事路线，也是诸葛亮一生的行动纲领。从此，刘备的事业才出现了转机。

公元208年曹操率三十万大军南下荆州，诸葛亮以其大智勇出使东吴，说服东吴抗击曹操，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为刘备取得立足之地。刘备称帝后，谙葛亮任丞相。公元223年蜀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他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西南各族与蜀汉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他曾六次北伐中原。公元234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葬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

诸葛亮的一生共两个二十七年。公元207年以前的二十七年，是他修身养性立志用世的准备阶段。他学有所成后没有北走曹操，也没有南归孙权，而是辅佐了“名微众寡”的刘备，这固然有客观原田，但也并非出于偶然。他之所以要选择兴复汉室的道路，说明他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正统思想家。公元207年到234年的二十七年，是谙葛亮尽忠蜀汉的阶段。无论先主、后主都非常信任他。他没有恪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在三国中执行了最好的民族政策。他明法、正身、和吴、治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忠公体国精神，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长期受到后人的敬仰，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