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选自《战国策·魏策四》（下引文字出此不注）。是章，不少读者误作史传，以为实有其事，初中语文《教参》的分析不能不说是极有影响的：

安陵是魏的附庸小国，秦企图用“易地”的政治骗局进行并吞，由此引起了两国之间的一场外交斗争。这篇文章记叙唐雎出使秦国，义正辞严地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折服秦王的经过，表现了唐雎不畏强暴的精神。

其实，秦王是否有必要设计这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的“政治骗局”？两国之间是否存在这番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一介之使唐雎是否可能轻而易举“折服秦王”？探究有关史实，结论只能是否定的。

战国末期，天下纷争，游说之士活跃于政治、外交舞台。唐雎是魏国的策士，《战国策》对其人其事之记载，真假参半虚实有之。该书详录唐雎四次游说之辞，兹据于鬯《战国策年表》编年如次：

秦昭王四十一年（前２６６），齐楚攻魏，魏安厘王遣唐雎入秦求援，唐雎以“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为由，说动秦王发兵救魏，“魏氏复全，唐雎之说也”。

秦昭王五十年（前２５７），魏信陵君窃符救赵，志得意满居功自矜。“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唐雎以此语诫之，信陵君幡然醒悟谦恭“受教”。

秦始皇六年（前２４１），唐雎说楚春申君合纵，“相万乘之楚，御中国之难”，“为天下枭”（《战国策·楚策三》），率诸侯合力抗秦，事未果。

第四次，即受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该章载录秦王“灭韩亡魏”之语。始皇十七年（前２３０）韩灭，后五年魏亡，故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廷见秦王嬴政事，《战国策年表》系于始皇二十二年（前２２５）。

按照《战国策》的记载，唐雎活动于战国末期约四十年间（前２６６－前２２５），其一生行事多与抗秦存魏攸关，从《战国策》所录其人言辞看，此人乃一“辩其谈说”（《荀子·儒效》）的策谋之士。《唐雎不辱使命》的记载与唐雎的这一身份似乎也没有扌干格难通之处。然而，《战国策》关于唐雎的记载却存在一个难以弥合的破绽：

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余，谓魏王曰：“老臣请西出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唐雎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至于此，甚苦矣……”

这便是《战国策》所载唐雎首次使秦事。是年唐雎“九十余岁”，自称“老臣”，秦王则以“丈人”呼之。照此推衍，十年后说信陵君，十五年后说春申君，唐雎已过百岁，至为安陵君使秦而面见秦王嬴政，上距说秦昭王四十余载，唐雎已为一百三十余岁之朽然老丈矣！元代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析曰：“唐雎为魏说秦时，九十余，至与信陵君语，相去十年，为安陵使秦……上去说秦四十二年，决不存矣。”吴氏之说切中肯綮。《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唐雎，其人之存殁已属一大疑问，遑论奉命出使慑服秦王了。一百余岁之老朽面折廷争折冲樽俎，而令秦王惊惶失态俯首听命，这只能是编排出来的一幕滑稽剧，而绝非真正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战国策》的记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①

退一步说，即令两次使秦的唐雎非为一人②，该文的历史真实性依然是大可怀疑的。

安陵，即鄢陵。安、鄢古韵同属元部，可行通用，《唐雎不辱使命》亦见《说苑·奉使》，其文“安陵君”作“鄢陵君”，可见其地实一。杨宽先生《战国史》所附历史地图于“安陵”下括注“鄢陵”，亦可证之。安陵原为魏之属地，秦昭王二十四年（前２８３），秦相穰侯魏冉兴兵击魏，斯时鄢陵已入秦境：

（魏昭王）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

此为秦昭王二十四年（前２８３）事。由引文可知，早在魏冉攻魏之前，迫于秦之压力，魏国已割鄢陵以增广穰侯之封域定陶。也就是说，唐雎为安陵君使秦前五十八年，安陵已落秦人之手。秦庄襄王三年（前２４７），魏信陵君有言：“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可见此时安陵之归属尚无变化。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此后安陵复归于魏，又成“魏的附庸小国”。诚如历史地理学家顾观光所云：“鄢陵久为秦有，而安陵至战国末尚存，此则传闻异辞，当在阙疑之列矣。”（《七国地理考》卷五）

从时间、地点、人物的矛盾情形看，《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虚妄，当可定论。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逊上编第一册１３７页）斯诚不刊之论。倘对该文内容深入剖析，这一点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首先，基本情节不合事理。作为一方域仅“五十里”之小国，当天下板荡之际，只能成为臣服大国强国的附庸，事实上是很难作为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即令魏国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横扫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师一支以击，弹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须卑词“易地”，自讨没趣，进行一嘲外交斗争”？秦王举措固然令人费解，而唐雎之行则愚昧至极。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国既灭，安陵岂能以“五十里之地”对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氵昏然道德绝矣”（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战国策》注者鲍彪认为：“唐雎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皆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准确。该文的两个人物唐雎和秦王，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历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专诸、聂政、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吓，“挺剑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势，非唐雎一类的策士所愿为所能为。而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嬴政，绝不是懦弱无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种色厉内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喑口恶叱咤一统天下的嬴政的个性特征难以吻合。只要读一读《史记·刺客列传》就可以知道，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猝然之间，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那种“色挠，长跪而谢之”的形象，和历史上的秦王嬴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复次，重要细节严重失实。矛盾的彻底解决依靠了那柄来历不明的“剑”。《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其时秦国正与东方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由此观之，《唐雎不辱使命》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其文出于虚构“拟托”，而且虚构“拟托”的手法也实在算不上高明。

对照《史记》对唐雎其人其事的记载，对准确理解《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不无启迪。太史公处置《战国策》中关涉唐雎的材料，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载录其事直书其名：《魏世家》记唐雎说秦昭王援魏事，文字与《战国策》悉同。一是载录其事讳涉其名：《魏公子列传》载唐雎说信陵君事，不书“唐雎”之名，而云“客有说公子”者。史迁下笔审慎，无疑对其时唐雎之年龄及缘何由魏入赵俱生疑惑。一是对《战国策》中有关材料弃置不用：《唐雎不辱使命》即属此类。照一般读者看来，《唐雎不辱使命》情节生动文字鲜活，绝不比《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之劫齐桓公”逊色。《史记》何以作如此取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太史公已辨其伪。可以说，早在二千年前，司马迁即以史家锐利的目光对唐雎劫秦王之真伪作过甄别。秦帝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秦始皇仁义不施积怨天下，故汉初纵横之士假托唐雎之名，向秦始皇泼了这盆污水。③这就是《唐雎不辱使命》产生的社会背景。“易地”是秦始皇的祖宗们常常祭起的法宝，而“劫秦”之事，在秦的历史上也不鲜见。这无疑给“拟托”者提供了历史素材和想像空间。在此基础上，塞进汉初方士们特别感兴趣的“白虹贯日”“慧星袭月”“仓鹰击殿”之类“天人感应”之谈，迷人心窍惑人耳目，所有这一切拼凑一处，便借着“唐雎”的亡灵，上演出一幕“折服秦王”的历史荒诞剧。

［注释］①《战国策》系西汉刘向据六种书合成，文字非出一人之手，有此矛盾，并不奇怪。②《战国策》整理者南宋鲍彪认为，两次使秦之唐雎非为一人。然魏有两唐雎之说舍此别无根据，故多数治《战国策》者并不认同。③杨宽先生认为，《战国策》某些章节，“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就不免夸张失实，甚至假托虚构”（《战国史》５２９页）。《唐雎不辱使命》很可能正是讲究“揣摩”的策士们虚拟的供“练习游说用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