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女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谢冰莹，世纪之交，刚过９５岁诞辰，在美国与世长辞。她的人生和创作，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对中国历史也闪射过光芒。

她１９０６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１９２１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谢冰心、苏雪林、冯元君、石评梅等“五四”时期崛起的一批女作家中，她是小妹妹。而在这批作家中，她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是最壮美，最坎坷的一位，也是和中国的命运连得最紧密的一位。

１９２６年谢冰莹从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毕业。正当她雄心勃勃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妈妈却硬逼她与三岁时订的娃娃亲结婚。经过与哥哥的密谋策划，在父亲的支持下，她只身奔往武汉，以第一名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前身）。经过短期训练，便开往北伐前线汀泗桥与敌人恶战。她的《从军日记》就是在战地写成的。由于北伐军失败而解散，她又回到湖南，无可奈何地做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在保卫处女的战斗中，与新郎进行了两个通宵的谈判，终于又侥幸地逃脱虎口。几经周折，从北京女师大毕业后，她用几部书的稿酬作学资，赴日本留学。因坚拒出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日，而被日本特务逮捕。在狱中她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当面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受到极为残酷的脑刑、指刑、电刑的严重摧残。被遣送回国后，她又第二次更名改姓赴日本留学，遇到“七·七”事变，为救祖国危亡愤而返国，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自任团长开往前线。在火线上救助了大批伤员，并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她是无可争议的女中豪杰。

谢冰莹当过大学教授，出任过许多报刊的主编，与许多著名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她的著作总量有１０００多万字。除了轰动东西方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外，还有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剧本等。她于１９４８年接到台湾师范大学聘书，渡海去该校任国文系教授，直至退休后去美国定居。她的绝笔之作《最后的遗言》写于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５日下午４时，这篇散文是悼念亡夫的。该文简短的后记写道：“自从明达去世后，我就没有写过文章，这篇短文（约６００字）我已写了三天，也不知流过多少泪……”

谢冰莹的人生和创作道路充满艰险和坎坷，但都被她的刻苦钻研和大智大勇一一化险为夷。从一个从农村女孩到一个女兵，又到著名女作家，这种充满魔幻性的跳跃和飞越，靠的就是刻苦钻研的知识，自觉塑造的素质和敏锐的射门意识获得的机遇。不过谢冰莹的成功还有五个“贵人”相帮。

第一位是时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的孙伏园。谢冰莹在北伐前线以石头作板凳，以膝盖作书桌写出的那些带着硝烟的战地日记，本来是因战地不便保存，寄给孙伏园代为保存的，由于北伐中没有随军记者，这些日记正是报纸重金难买的稿件。孙伏园如获至宝，未经作者同意便一篇篇在报上连载了，引起了强烈反响。谢冰莹战地归来，已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女兵作家了。

第二位是林语堂。《从军日记》一面在报上连载，林语堂就一面译成英文在英文版连载。后来林语堂去了美国，又组织两个女儿，即１６岁的长女如斯，１３岁的次女无双，投入谢冰莹的两部著作《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的英文翻译工作。这两个女儿虽然年纪很小，但中英文水平都是一流；她们在翻译过程中，还不断给国内的谢冰莹写信联系，请她补充有关资料。翻译完成后，由林语堂审读定稿。谢冰莹之名享誉世界，与林语堂父女关系十分密切。

第三位是赵家璧。《从军日记》的畅销，引起了正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主持“中国文学丛书”的出版家赵家璧的关注。于是未给谢冰莹打招呼，他就决定了一本书的名字：《女兵自传》，并决定了交稿日期，通知谢冰莹快写。谢冰莹别无选择，又无奈又惊喜地投入了另一部比《从军日记》更传奇、更畅销的《女兵自传》的创作。这部书的面世，完全是被赵家璧逼出来的，谢冰莹的名气更大了。

第四位是丰子恺。《从军日记》是丰子恺画的封面。但过了好久之后，突然有位知情人透露，封面不是丰子恺画的，而是出自他的小女儿软软之手。谢冰莹大为吃惊，她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就拿了一本《从军日记》到丰家里做客。软软出来端茶倒水，谢冰莹瞅准机会，指着《从军日记》的封面给小软软看。小软软脸一红，头一歪，不好意思地溜掉了。悬了许久的一桩文坛疑案，被小软软这一笑破译了。

第五位是翻译家汪德耀。《从军日记》在国内出版后，汪德耀便将它翻译成法文，介绍到法国出版。法国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阅读后很受感动，亲笔给谢冰莹写了一封信，鼓励受到创伤的谢冰莹：“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罗曼·罗兰的信，使遭遇北伐失败，又遭婚姻打击的谢冰莹，受到极大鼓舞。

文学是生活的彩绘，生活是文学的现实主义色彩，在谢冰莹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幸与不幸支持着她的平衡：生活不幸留下的精神上的巨大沟壑，又由创作上的幸运得到补偿，这就是谢冰莹交错互动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