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六国论》

原文

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国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弃。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草，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他，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译文

六国的灭亡，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锋利，仗打不好，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灭亡的原因。有人会问：“六国接连灭亡，都是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原因是不贿赂秦国失掉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单独地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秦国在用战争夺取土地以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获得邑镇，大的就获得城市。比较秦国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实际多到百倍。六国诸侯（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比战败所丧失的土地，实际也要多到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六国诸侯最大的祸患，当然不在于战争。

他们的祖辈父辈，冒着寒霜雨露，披荆斩棘，才有了很少的一点土地。子孙对那些土地却不很爱惜，全把他送给别人，好象抛弃（不值钱的）小草一样。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去十座城，这才能睡一夜安稳觉。（可是第二天）起床向四境一看，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这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强暴的秦国的贪心永远没有满足。（诸侯）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秦国对诸侯的侵略也越急。所以用不着战争，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了。终于落到全部覆亡，是理所当然的事。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像抱柴救火，柴不烧完，火就不会灭。”这话说对了。

齐国并没有贿赂秦国，（可是）终于也随着五国灭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了，齐国也就没法避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国君，起初有长远的打算，能够守住他的国土，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所以燕虽然是个小国，却最后灭亡，这就是用兵抗秦的效果。等到后来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对付秦国的计策，这才招致了（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对秦国五次作战。打了两次败仗，三次胜仗。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赵国大将）李牧接连打退秦国的进攻。等到李牧因受诬陷而被杀死，（赵国都城）邯郸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而且燕赵两国正处在秦国把其他国家快要消灭干净的时候，可以说（他们的）智谋和力量都很单薄，战败了而亡国，确实是不得已的事。假使韩、魏、楚三国都爱护他们的国土，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刺秦王）（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的命运，存亡的道理，假若与秦国相比较，也许还不容易判断（出高低来）呢。

唉！（如果六国诸侯）用贿赂秦国的土地来封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合力地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恐怕秦国人吃饭都咽不下的。真可悲叹啊！有这样的有利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天天割地，月月割地，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被积威所胁迫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之国。六国的势力虽然比秦国弱，可是还有可以用不赂秦的手段战胜秦国的形势。假如我们凭仗着这样大的国家，而重蹈六国灭亡的老路，这就是又在六国之下了！

苏洵《六国论》赏析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苏轼《六国论》

原文: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译文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卿相，都为自己打算，争着收养人才。那些谋士、说客和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的等等，往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会学鸡鸣狗盗的等等，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品，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不能数得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并且还在薛地招聚了侠客和犯罪的人有六万家；齐国稷下地方聚谈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宾客无数。以后到了秦汉更替的时候，张耳陈余的部下，号称人才很盛，宾客和供他们役使的人等，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这是些见于传记的， 估计不见传记的养士应当是官员的一倍，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人，人民怎能吃得消，国家又怎能受得了呢？ 苏先生说：这是古先帝王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像鸟兽中有猛鸷，昆虫中有毒螫一样。把他们分别加于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这些人便都有用了；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的所以久存，和秦朝的所以速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注意。 要知道有知、有勇、有辩才、有气力的这种人，都是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大多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人的，都是要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种人不失业，人民便安定了。四种人虽然性质不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的选拔中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的铨授中出身，隋唐以至现在，是由科举考试中出身：虽不完全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 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二世，然而当时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所有老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其职分。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是六国所以能够有一时的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因为采用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并吞天下以后，就以为宾客已无用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说人民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说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便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戮了豪杰。人民中的优秀而有特殊才干的份子，把他们遣散还乡。这样一来，从前就食于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能带着瘦长的脖子，黄黄的面孔，忍饥挨饿，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所以，秦代的变乱，虽然是在秦二世的时候所造成的，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这四种人的可怕，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业，秦代的灭亡还不至于像这样的快。把百万只虎狼放到山林里去，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要吃人。世上以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信的。

楚汉战争的灾祸，老百姓几乎完了，所谓豪杰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经过代国时，侍从车辆，仍然成千，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这难道是由于秦代祸乱的教训，以为单靠名位官职不能完全羁縻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或者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指使。’哎，这是秦朝和汉朝能够做得到的啊！

苏辙《六国论》

原文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yì)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译文

我读过史记中六国世家的故事，内心感到奇怪：全天下的诸侯，凭着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肴山西边面积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为这件事作深远的思考，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自求安定的计策；因此我总是怪罪那时候的一些谋臣，在考虑忧患时是这般的粗略，图谋利益时又是那么的肤浅，而且不了解天下的情势啊！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的目标，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目标，也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肴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归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忧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惮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途径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任由小小的韩、魏两国，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向秦国呢？韩、魏一屈服而归向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到处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却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行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赏析

宋代苏洵、苏辙父子各有《六国论》传世，两篇文章珠联璧合，各放异彩，可称得上是古代议论文的名篇佳作。然而对照起来看，两者的立论角度、论证方式、文字风格各不相同。品评其成败得失，或许对今人会有所裨益。

两篇文章都以六国破灭作为议题，借史论政。写借史论政的文章，应该根据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从历史材料中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以便把历史问题的评析同现实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苏洵的《六国论》从“赂秦而力亏”的角度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最后引出“为国者无为积威之所劫”的历史教训。苏辙的《六国论》则从“韩魏附秦”招致六国相继破灭的角度，批评六国之士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这两篇文章所选择的不同角度何者更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呢？联系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北宋中期面临辽与西夏的严重威胁，外患频仍。北宋王朝软弱无能，一味屈辱苟安。一○○五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一月，与辽国订立屈辱条约：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史称，“澶渊之盟”。一○四四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宋与西夏议和，答应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二千匹、茶三万斤。这些屈辱和约的签订，虽然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却给人民增加的沉重负担，加据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进了它走向灭亡的进程。苏洵的《六国论》抓住“赂秦而力亏”生发议论，实际上是借批评六国的赂秦来影射北宋王朝对辽与西夏的屈辱苟安政策，借六国破灭的教训告诫当权者改弦更张，免得重演覆亡的悲剧。文章的思想性战斗性很强。

苏辙的《六国论》所选取的角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却很难联系起来。诚然，“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击中了北宋统治者的弊病，不无鞭笞告诫的意味。但北宋王朝毕竟不是象六国那样外于分裂状态，它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并非表现在牺牲“韩魏”自毁屏障这一方面。因此苏辙所选的角度也就缺乏现实的针对性，不可能强热地震撼人心，迸发出思想光彩和战斗锋芒。当然，苏辙不因袭乃父，勇于提出新的见解，旧题翻新意，其独到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