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中国元代一部论述家塾教学程序的专著。史称“读书工程”或“进学规程”。

编撰者程端礼(1271一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元代学者、教育家。至元、延祐年间先后为广德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县)、池州建德县(今浙江建德县)儒学教谕，后历台州路(今浙江临海)、衢州路(今浙江衢州)儒学教授及稼轩、江东书院山长。生徒甚众，学宗朱熹。著作有《畏斋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

程端礼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觉察到当时许多儒学学校一味强调“背文”、“学文”，忽视道德修养，忽视基础知识的教学，也不重视认真读书和培养良好的读书风气，总想让学生早日应举，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这样下去，学生不能真正“读书明理”，终造成“失序无本，欲速不达”的局面。他认为当时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应规定一套严密的教学程序与教学计划，让学生学习有一定的程序，遵循一定的步骤与方法。这样，学生毕业了，既能“读书明理”，又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从而“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所以他按照朱熹的“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而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原则，编撰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程氏家垫读书分年日程》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1．第一部分为全书“纲领”。首录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实际上是朱熹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拟定的教育总纲，包括了教育目的是掌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着录《程董二先生学则》。程是指程端蒙(1143—1191年)字正思，号蒙斋，江西鄱阳人，是朱熹的学生。董是指董铢(1152—？年)字叔重，称槃涧先生，江西德兴人。程董根据朱熹的思想，制订了《程董二先生学则》。共十八条，基本上是对朱熹的许多箴言和铭记作了概括与发挥。如讲道德行为的有八条：“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等；讲读书学习的有五条：“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等；讲待人接物的有两条：“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等。此外还规定了学生在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和晨昏所应进行的仪式及犯了过错的惩处办法等等。

2．第二部分为全书的第一卷、第二卷。这是程端礼根据朱熹的教育思想制定的教育程序和教学计划。所谓“分年”，就是将青少年的教育按年龄不同划分为三个阶段：8岁之前为启蒙教育阶段，或者是预备教育阶段；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或者是基础教育阶段；15岁至22、23岁为大学教育阶段，或者是提高教育阶段。所谓“日程”，就是指学生每天每月的读书学习计划，每天划分为早上、白昼、晚上三个单元时间，又将数天划为一周。如读经每四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经书，一天习字演文。读史每五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史书，两天复习经、传、注。读文每六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文章，两天复习经、传、注，一天复习史书。作业十天为一周，其中九天读书，一天作文。如此周而复始。每读一书立一簿，按单元、日、周、月一一记录，逐项检查。

（1）预备教育阶段：八岁入学之前，在家进行预备教育，家长负责给孩子教读程逢原改编的《性理字训》，这是一本渗透了理学思想的儿童启蒙读物。同时配合讲解朱熹的《童蒙须知》。目的是为今后上学读书作好准备。这就是中国古代明文规定的“学前教育”。程端礼将其比喻为医家脉诀，最便初学。

（2）基础教育阶段：八岁入学之后，在学校进行基础教育与读书训练。首先教师教学生读朱熹的《小学》，然后再教读“四书”及《孝经》。按照朱熹的意见，读“四书”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四书》的学习十分重要，朱熹认为《四书》是“六经之阶梯”。 掌握了《四书》的要领之后，再教学生读“经书”——《易经》、《书经》、《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等，程端礼认为按以上程序教读经书，基础才扎实，才能使学生对经书的理解一步步深化，逐渐掌握儒家经典著作的精髓。

读《四书》《五经》要注意四个环节。第一是“读”：“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不可添虚声”，“句尽字重”，“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等等。第二是“背”：将经书分为若干大段，每一大段又分为细段，每细段看读一百遍，背读一百遍，再通大段或全文背读二、三十遍筹等。第三是“思”：“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思而又思”等等。第四是“说”：先说句注，再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每句都要说得精确成文等等。“读”、“背”、“思”、“说”这四个环节注意到了，就可达到“烂熟”的程度：“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这就算基础打好了。

此外，为配合读背经书，还要练习习字、考字、演文。习字先以名家字帖影写，可分散于每日习字，也可集中一两月以全日之力影写二、三千字，并掌握书写口诀：“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经过长期的习字训练达到“运笔如飞，永不走样”的水平。考字以《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等为依据。演文以经书为依据，先逐字训释经文，后通解一句之意，再通解一章之意。反复训练达到“明理演文一举两得”的效果。总之，习字、考字、演文也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学习内容，也是读经书的辅助手段。

（3）提高教育阶段：15岁以后，在学校提高与深化学生前一阶段所学的内容。首先让学生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提高与加深学生对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认识。同时，让学生不断抄读、复习各经书，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然后在读经书的基础上学史、学文，看史书《资治通鉴》，参看《纲目》（两汉以上参看《史记》和《汉书》，唐代参看《唐书》和范氏《唐鉴》）。然后再读韩愈的文章和《楚辞》。程端礼认为，学生在读了儒家经书的基础上，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再学史、学文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他认为文章篇篇“有法而无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他要求学生读韩文、超韩文，“将见突过退之，何止肩之而已。”可见他是十分注重基础教育的，而把学史、学文当作提高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

在学经、学史、学文的基础上，还要求学生将“性理”、“制度”、“治道”三方面综合学习。并认为制度书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为依据。他主张从制度入手，择其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项，这样就将经、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等熔为一炉，一并学习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