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谜语源远流长，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西周以前，就出现了谜语的语言现象，即富有隐喻和暗示性质的歌谣，如流行于商代的一首牧歌“女承筐，无实。士（圭刂）羊，无血。”它运用了民间谜语的诡词法，牧场上的一对男女青年，女的拿筐，男的一刀一刀剪着羊毛。无实和无血恰到好处，整首牧歌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既饱含情景交融，热情隽永和诗意，又不失矛盾诡辩，妙趣横生的谜味。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日益丰富，具有隐示性的歌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我国谜语的最早形式－－廋辞和隐，这是谜语的最初萌芽。“廋辞”两字最早见于左丘明《国语·晋语》“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这里讲的是发生于公元前５４２年的事，虽然没有记录下秦客廋辞的具体内容，但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廋辞已作为外交斗争的一种形式而登上大雅之堂，在统治集团高级官员中运用了。

隐比廋辞较晚出现，如同廋辞一样，也是以形象生动的评议来隐示事物，因而十分流行，上到诸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人人都喜欢隐语。有些统治者喜隐而不好逆耳之言，臣民若要讽谏朝政，就必须投其所好，利用隐语转弯抹角地劝谏。在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往往用隐语掩人耳目，暗中通情。韩非子《韩非子·喻老》和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分别记载了楚庄王和申无畏以及还无社和申叔展用谜语作答的故事。

如同历史的其它阶段一样，先秦的文学也有其光辉灿烂的一页，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而这其中的一些赋和诗，则是极其精妙的隐语。如荀子的《蚕赋》便是这样，它完全采用隐语的手法，把蚕的形状体态、性能功用和生活习性等几种特征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通篇到底才道出个“蚕”字。荀子《蚕赋》对后世的咏物诗和民间谜语影响很大，历代不少谜家认为它是我国物谜的开端，谓“荀卿《蚕赋》已兆其体”。

隐语从先秦过渡到西汉，就开始逐步趋向于谜语，当时流行的射覆，已成为民间和宫廷的娱乐品了。射覆，就是事先把文字或瓯盒或盒匣覆藏起来，然后通过占卜来猜所覆物件，它是隐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游戏。文学家东方朔是当时隐语射覆的代表人物，班固《汉书》和张英《渊鉴类函》等书都有他射覆活动的记载。李昉《太平广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可以看出，这一隐语采用了现代谜语的拆字法，又辅以动作和象声，略有几分文义谜的特色。

东汉时期，隐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汉字的结构特点，利用方块字在离合增损中形、音、义的变化，产生了第一条文义字谜。据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记载：“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娟，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杨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受辛）。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段曹操与杨修猜碑的故事是虚构的，史实上，曹操和杨修并没有到过曹娥碑的所在地──浙江会稽，虽然如此，但根据《世说新语》的问世时间，至少可以肯定，南北朝之前就有了这条文义谜。

东汉末年，图谶异常盛行，而作为预卜将来、荒诞玄虚的谶语则是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进行分拆组合的，在这种情况下，离合体文字诗谜萌生了，东汉献帝时期的孔融首创了“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到了魏晋时期，离合体文字诗谜已十分盛行，作为一种文体活跃于文坛，风靡一时。随着离合体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增损体应运而生，并且能够结合最早出现的会意体,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了。据李百药《北齐书．徐之才传》记载：北齐徐之才，聪辩强识，有兼人之敏。公私言聚，多相嘲戏。有一次，他戏王昕的姓为“有言则（讠王），近犬就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为羊。”仅仅四句，就使“王”字跃然而出，极尽嘲戏之能事。

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谜史上的第一个“谜”字，当时的诗人鲍照在他的《鲍参军集》里，收入了自作的《井龟土三字谜》。“井”字谜是这样的：“一形一体，四支八头；一八五八，飞泉仰流。”前三句用离合，后一句会意更进一层喻示“井”。

谜书的出现标志谜语的日趋成熟。战国时期，我国就已有专门记录隐语的书刊，刘向《新序》云“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班固《汉书．艺文志》亦云“隐书十八篇”。南朝齐末，文学理论评论家刘勰著成了《文心雕龙》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其中《谐隐》是首次研究谜语的文章，它对南朝以前的有关谜语作了精辟的论述。如对谜语的产生、定义和特点，他作了这样的论述：“自魏以来，颇好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复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试察以衔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汉魏南北朝以来，隐语化而为谜，当时的文人雅士从民间汲取营养，创作和发展了会意离合和增损等谜体，这不仅丰富了同一历史时期谜语的内容，也为以后谜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朝时期，中国恢复了统一，南北的经济、文化逐渐融洽，谜语活动比前朝更加活跃，广泛用于社交和生活之中。到了唐朝，谜语开始兴盛。据唐．郑处海《明皇杂录》记载：天宝三年，秘书监贺知章告老还乡，临行前唐明皇问他有何要求，贺说：“臣有男未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乡之荣。”明皇听后笑道：“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孚。”贺知章高兴地谢恩而去。过了一段时间才省悟“上何谑我也。我是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不呼我儿爪子也。”戏弄于离合和会意之中，实在精巧绝妙。又据唐·段成式《庐陵官下记》记载：曹著机辩，有客试之。因作谜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应声曰：“在官地，在私地。”亦作谜曰：“一物坐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能对，著曰：“吾谜吞得你谜。”客大惭。客人出的是“蛙”，而曹著作的是“蛇”，故有吾谜吞得你谜之说。

唐代有相当数量的谜语故事，这是它前面几个朝代所没有的，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的以谜圆梦，吴处厚《青箱杂记》的揭唐石碑谜，冯翊《桂苑丛谈》的揭题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各行业的市语典故，已十分丰富并广泛流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谜语的繁荣，为两宋谜语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谜语在宋代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京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集中发达的地方，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便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活动，北宋的汴梁出现了专为伎艺演出服务的场所－－瓦舍。谜语属于百戏之一，通过商业和伎艺场所的传播得到空前普及，制谜和猜谜之风非常盛行，涌现了一大批谜语艺人，如马定斋、霍百丑、张山人、胡六郎和魏大林等。

早在隋唐时期，正月十五张灯已成为民间习俗，到了北宋，元宵佳节更显得热烈隆重，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五日元宵，大门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对，乐声嘈杂十余里。”北宋为金所逼，迁都临安后偏安一隅。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每年都要国人在元宵节张灯结彩，大事欢庆，所谓南宋时观灯独盛，趁这个机会，一些文人学士便“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浑话，戏弄行人。”至此，灯和谜发生联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诞生了“灯谜”。这时的灯谜，是指写在灯上的谜语，而不是专指现在的文义谜，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随着灯谜的出现，兴起了灯谜组织，当时的京城临安成立了谜社，据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隐语，则有南北垢斋、西斋，皆依江右谜法。谜语、习诗之流，萃而成斋。”谜社的成员都属飞诗之流的文人，他们或以谜相酬和，或以谜相嘲戏，或品谜玩隐，或著书立说，继往开来地共同推动了谜语的发展。

谜语形式的多样化是宋代谜语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字谜、物谜、画谜、印章谜和人名谜主宰了当时的谜坛，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猜谜体制，如道谜、正猜、下套、贴套、走智、横下、问因和调爽等。宋代流传下来的谜语不少，到目前为止，从各种古籍中搜集来的就有七十多条，这些谜语大多是以诗词为面的。北宋王安石，不仅是位政治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谜语专家，在谜语制作方面，他技艺娴熟，高人一筹，宋代的一些野史记录有他的部分谜事活动和谜语作品，如以“目字加两点，不作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作目字猜。”分别射“贺”和“资”二字。又如以“常随措大官人，满腹文章儒雅，有时一面红妆，爱向风前月下。”猜物谜“印章”。

在隋唐谜语的基础上，宋代的画谜和实物谜有较快的发展，这里引用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两则谜语故事，可以窥见一斑。据《东坡集》载：“东坡即拾一片纸，画一和尚，右手把一柄扇，左手把长柄笊篱，与佛印云：‘可商此谜，’佛印沉吟良久：‘莫不是《关睢》序中之语欤？’东坡曰：‘何谓也？’佛印答曰：‘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非此意乎？’东坡曰：‘吾师本事也。’相与大笑而已。”又据《丹铅杂录》记载：“佛印持二百五十钱，示东坡云：‘与你商此一个谜。’东坡思之，少顷，谓佛印曰：‘一钱有四字，二百五十钱，乃一千个字，莫非《千字文谜》乎？’佛印笑而不答。”

宋代文人多好治印篆刻，讲究印学，出现了印谱，从而了最原始的印章谜。据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宋著名词人姜夔以自己的姓名作谜而刻于印上，印文是这样的“鹰扬周室，凤仪虞廷。”首句引用《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隐姜尚的姜，尾句引用《尚书》“夔曲乐，凤凰来仪”，隐“夔”。姜夔的印章谜是一种创举，它为后来印章谜的发展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人名为谜底素材的人名谜在宋代已是见其形，日见其多，在谜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宋．彭乘《墨客挥犀》录有这样一条人名谜：“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水满江湖。”词语含蓄艳丽，情意缠绵，每句隐含一位唐代诗人，他们分别是：贾岛（假倒）、李白（里白）、罗隐和潘阆（拼浪）。

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谜语在宋以后并没有中止和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在各种各样的谜事活动中，文人学士一直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宋、金、元三代都有谜集刊行，宋元年间有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和王安石等人刊集成四册的《文戏集》，金章宗年间有四川人杨圃祥主编的《百斛珠》，元至正年间有浙江人朱士凯编集的《包罗天地谜韵》。由于受时代风云和区域文化的影响，元朝时期的谜语暂处于低潮，数量不多，虽然这样，但当时仍不乏上乘之作，如大诗人萨都拉创作了一则物谜，见于他的《雁门集》：“开如轮，敛如槊，剪纸调胶护新竹，日中荷盖影亭亭，雨中芭蕉声肃肃，晴天则阴阴则晴，晴阴之说诚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履东西南北之行人。”谜底是“伞”，以谜言志，制谜技巧非同一般。

正月十五观灯作为民俗始于隋唐，而谜语作为元宵佳节的游艺则始于宋朝，以后历代相延成风，到了明朝已遍及各地，成为元夕不可缺少的点缀品。元宵期间，猜谜语的气氛异常热闹，盛况也是空前的。据刘侗《帝京景物略》：“正月八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有以诗隐物幌于寺壁者，曰商灯。立想而漫射之，无灵蠢。”又据阮大铖《春灯谜传奇》：“打灯谜闹场，拆灯谜搅肠。纸条儿标写停停当。金钱小挂，道着时送将，那不着的受罚还如样。市语儿几行，人名儿紧藏，教你非想非非想。”这展现了当时猜谜活动的情景。

明朝的谜语形式丰富多采，在继承了宋以来的文字谜、人名谜和事物谜等几种形式的基础上，谜语的体例制式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如文学家黄周星首创了酒令体谜语。这种酒令体谜语，谜面如诗似词，在酒席中轮流出谜猜射，以代酒令，猜中为胜，猜不中为输，输者罚之以酒。酒令体谜语的创立，使得谜语不受元宵、中秋等节日的时间制约，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进行活动。黄周星有条人名谜：“忽然冷，忽然热，冷时头上暖烘烘，热时耳边声戚戚。”打三国人名一，谜底：貂蝉。古人常以貂皮制帽，故以冷时头上暖烘烘隐射“貂”。每逢热天，蝉就在树上高声鸣叫，故以热时耳边声戚戚隐射“蝉”，开头两句与后面两句相互呼应。

明朝的谜作大多出自文人之手，当时已采用了四书上的文句作谜，制作技巧有很大的进步，谜语的质量不断提高，有些谜作，堪称一代佳品，至今仍脍炙人口，玩味无穷。如徐渭的几条字谜，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猜“佯”，以“两下里作人难”猜“入”，以“问管仲”猜“他”，以“月字去了一直”猜“脚”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既是戏曲大家，又是谜语行家，他的一些谜作揉合着禅理，如镜子谜：“知人知面不知心”，又如虱子谜：“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被人发觉，无大小首从皆死。”构思新巧，寓意也很深远。

谜语发展到明末，出现了灯谜谜格。由于谜语的普及，尤其是文义谜的盛行，不仅元宵、七夕和中秋有张灯街巷的猜谜风俗，而且在其它节日和空闲时间也有猜谜凑趣，谜事活动一频繁，谜语素材就显得紧缺，又鉴于一些文人故弄玄虚，喜欢钻牛角尖，在这些情况下，谜坛上兴起了创格新潮，据《韵鹤轩笔谈》所载，明末马苍山在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首创了“广陵十八格”，即卷帘格、徐妃格、会意格、谐声格、典雅格、传神格、碑阴格、寿星格、粉底格、虾须格、燕尾格、比干格、双钩格、钓鱼格、含沙格、锦屏格、碎锦格和回文格。谜格的创立，标志着灯谜的成熟，它已经跟民间谜语分开，自成体系了。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如同当时的小说戏剧一样，谜事活动也非常活跃，谜风远远胜于明朝。清朝初期，谜语因袭的多，创新的少，如褚学稼的“尹”字谜：“伊无人，羊口是其群，斩头笋，灭口君，缩尾便成丑，直脚半开门，一根长轿杠，打个死尸灵。”句句成扣，可见东汉以来离合体、增损体的遗风。清自中叶以后，灯谜向前迈了一大步，虽然谜面和谜底的素材仍以四书五经居多，但在制作技艺上已益加新奇精巧，力求别解传神。如以“人在人情在”猜《诗经》句“逝不相好”，以“绝代有佳人”猜《左传》句“美而无子”，又以“霍去病卒”猜《礼记》句“疾止复故”。

晚清以来，谜语，特别是以文义为特征的灯谜达到了空前的普及，谜格不断增加，谜学上有很大的突破，谜语行家们勇于改革，开创了一些新颖别致的谜艺，如梁章钜设红虎，张起南设外文谜。据《归田杂记》记载，梁章钜曾以朱笔写一字词，猜古文二句，谜底：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谜底首句紧扣谜面，而后一句呼应书写谜面所用的色彩。灯谜大师张起南有一外文谜见于他的力作《橐园春灯话》，以“GOOD

MORNING”为谜面，猜“谭”字，意为“西方言早”。晚清的谜语以灯谜见多见长，当时灯谜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有文字、俗语、成语、诗词、人名、国名、地名、花卉和中药等。

清代谜风之盛，在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五色石主人《八洞天》、曹雪芹《红楼梦》、李汝珍《镜花缘》、陈森《品花宝鉴》、尹湛纳希《一层楼》、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魏子安《花月痕》，以及韩邦庆《蕊珠宫仙史小引》等书，都有不少关于制谜猜谜谈谜活动的描写。以理论为主的谜话和以作品为主的谜集，这一时期也有大量出版，刊行于世，如周亮工《字触》、毛际可《灯谜》、费星田《拟猜隐谜》、俞樾《隐书》、张文虑《廋词偶存》、高超汉《心园谜屑》、杨小湄《围炉新话》、顾震福《谜隐初编》、唐景崧《十八家灯谜》、张玉笙《百二十家谜钞》、拙园老人《揉园灯谜草》、张起南《橐园春灯录》、薛凤昌《邃汉斋谜话》等近百册，这些谜籍是清朝谜语大发展的见证和总结，是我国古代谜语遗产异彩纷呈的一部分。

自南宋临安出现了南北垢斋和西斋后，谜社经历了元明两代，到了清末民初，已是遍布各地，蓬勃发展，当时最为著名的有竹西后社，北平射虎社和上海萍社三个灯谜组织。竹西后社是清光绪年间成立的，寄寓扬州的福建籍谜家高乃超，利用在校场开设的酒家，为竹西后社的组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该社人多势众，高手云集，拥有马趾仁、王绍俞、孔剑秋、周亮工、张剑南、陈天一、李伯雨等数十位专门从事灯谜研究和创作的行家，实力强大。他们每每以茶馆酒肆或自家私宅作为灯谜活动的场所，或聚首商榷切磋，探讨谜艺；或张灯悬谜招引猜射，娱乐民众。北平射虎社是由樊樊山、韩少衡、高步瀛、刘春林、薛少卿、易实甫等谜界上流人物发起的，于光绪三十二年在北平徽州会馆成立，韩少衡为社长。该社有社员三百余人，中坚人物有顾震福、陈屯、吴玉林、张起南、张超南、俞赞侯、金子乾、吴颖人、宋敦甫、张郁庭、钱南扬、高阆仙等一批谜坛豪杰。他们除了召开月会、年会外，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办大规模的谜会，能人高手，设坛征射，参观者数以万计。与北平射虎社同时成立的，南方谜坛影响深远的上海萍社，其浩大声势并不亚于北平射虎社。该社由孙玉声和王均卿主持，团结了陈逸石、况蕙风、谢不敏、毓生、朱觉厂、张子良、黄楚九、汪闲闲、朱染尘、刘介玉、徐枕亚、施济群等一大批谜界精英。他们在新世界、大世界等游乐场所大张旗鼓，或互制互猜，自娱自乐；或轮流张灯悬虎，设擂征打。

清末到民初的灯谜组织多如繁星，全国较有影响的谜社还有扬州的竹西春社、北平隐秀社、学余社和丁卯社、上海的玉泉轩谜社、大中谜社和松江隐社、苏州的西亭谜社、厦门的萃新谜社、晋江的谈虎楼、龙海的文虎社和龙门社、兰州的水晶谜社、枫溪的浣花谜社、潮州的莲社和谜学俱乐部等等。众多的灯谜组织，在普及灯谜知识，促进灯谜创作和培养灯谜人才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使灯谜由文人阶层扩展到有一定文化的平民阶层，大大加快了灯谜的发展和繁荣。

民国初期，灯谜形成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派别－－南宗和北派。当时，谜学家张郁庭提倡以平仄协律的五言或七言近体诗句为谜面的灯谜，主张谜带诗意，独树一帜。一时间，北平地区呼应附和的谜人甚多，因而形成北派。为了便于区别，人们把运用传统的灯谜技艺的表现手法称为南宗。一般来说，南宗的主要特点是虚拢大意，注重典雅，而北派的主要特点则是字字紧扣，注重叶韵。如以“蜜月旅行”猜五言唐诗句“此去随所偶”，又如以“一弯旗影动龙蛇”猜聊目《尸变》，前者属南宗，后者属北派。灯谜技艺的表现手法虽有南宗北派之别，但在实际创作中，却是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民国期间，谜社谜家所编撰的谜书相当丰富，如张郁庭《谜格释略》、蔡三省《商灯初步》、许德邻《文虎》、韩振轩《古今谜语集成》、孔剑秋《心向往斋谜语》、钱南扬《春灯余话》、徐枕亚《谈虎录》、韩少衡《莺嘤社谜集》、谢云声《灵箫阁谜话》、谢会心《韵谜三百则》、汪雨人《嬉春阁廋词》、邢楚樵《款月轩谜稿》、孙玉声《萍社谜粹》和顾震福《跬园谜刊》等一百六十余册，是十分珍贵的谜语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对灯谜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灯谜活动蓬勃发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雅俗共赏，寓教于乐。在节日或联欢晚会上，猜谜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娱项目。近年来，灯谜爱好者的队伍日益壮大，全国众多城市和乡镇企事业单位的群众性灯谜活动频繁，灯谜组织纷纷组建，谜协林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８９年５月，全国规模较大的灯谜组织已近二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