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的陶渊明，青年时期很想积极进取，远走高飞，为国立功，在政治上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对前途充满信心。早年的咏怀诗就表达出这种远大的理想。29岁前后创作的《命子》诗就抒发出他的远大抱负，诗人热盼天下大治，像祖先一样，辅佐圣明天子，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陶渊明早年的理想还可以从他中年以后回首往事的作品里找到踪迹：“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 陶渊明诗中经常言及功业之志，用世之心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杂诗》）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少年英雄的身影。这也是其早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猛志所向，超越四海，如大鹏展翅，志在高飞远举。再如《读山海经》（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作者以“精卫鸟”自喻，以“微木”与“沧海”对比反衬，以“刑天”发誓与天帝血战到底自比，体现出自己昔日“天下之志”犹在，虽“九死而不悔”。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是晋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野心家桓玄篡位，北府兵将领刘裕打着复兴晋室的旗号加以讨伐，并代晋自立。作为陶侃的后人，他先后五次为官，其间曾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诸职。最后，身陷官场三十余年的陶渊明，因为不想“为五斗米折腰”而毅然归隐。自那以后二十多年，他一直以州府浔阳为中心，过着隐逸诗人的生活。

隐居后的陶渊明曾形容自身的仕宦经历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将官场生涯比作牢笼，将自己对个体自由的渴望比作恋旧林。《饮酒》其四更形象地描画了他失意的心态：“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陶渊明从仕本来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拥有这种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贵的自由。因此，他开始追求退守的自由——与主流社会疏离后的个体自由。归隐之后，诗人躬耕于南亩，过着恬淡清贫的农家生活。

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 。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 。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