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最初发表在１９３６年４月出版的《光明》杂志创刊号上。这是夏衍同志通过较长时间搜集材料和实地考察而创作的一篇真实地反映上海日本纱厂里一群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们的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在３０年代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属于扛鼎之作。不仅它的反帝反封建的深刻主题有着无可辩驳的力量，而且在艺术上的探索也是成功的。特别是它的结构艺术，更是别具匠心，独树一帜。

《包身工》结构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纵横交错，穿插有致，主线明晰，形象描写同科学分析溶为一体。这篇报告文学的取材很有典型意义，内容也很丰富。它没有贯通体的故事情节，也没有集中笔墨塑造典型人物，而是通过记叙包身工们悲惨的日常生活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在进行具体的艺术处理时，作者是从纵横两个方面入手的。从纵的方面看，把包身工们一天的生活过程作为主线，将那些最能反映包身工们悲惨的生活待遇和恶劣的劳动条件的“起床”、“吃粥”、“劳动”等三个场面的描写，巧妙地挂在这条主线上。所写虽是片断，但由于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反映了包身工们悲惨的生活和劳动，能使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中看到了包身工们的人生悲剧。作者为了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狼狈为奸的罪恶，还从横的方面穿插了一些非情节因素，用科学的分析、准确的数字来深化主题。譬如在作品一开始，我们读到包身工们被催逼起床的忙乱现象的描写时，就不由得发问：这些女孩子为什么要忍受这种痛苦不堪的悲惨生活呢？作者巧妙地抓住了读者心理和感情上的起伏与闪念，穿插说明了包身工制度形成的原因，揭露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痼疾。接着作者描述了包身们烧粥，抢食用喂猪的豆腐渣碎米和锅巴煮成的“粥”。对于这种非人的生活，她们不仅要忍受下去，而且还要干成年男工的工作。因为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是罐装了的劳动力”，极易管理，价格低廉而没有“结合力”。即使吃极坏的饭食，也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罢工的危险。她们既不能惊扰帝国主义资本家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安宁，又有带工老板的默契配合，难怪他们称包身工制度是“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了。这种形象的议论，有力地鞭挞了封建势力充当帝国主义奴仆，为虎作怅的罪恶。作者在描写了包身工们则临的“三大威胁”和“三大罚规”后，用准确的数分析和说明，提出了“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的论断。最后，作者又概括叙述了包身工的生活处境。她们被折磨得“手脚象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象弓一般的弯，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汗，还是被迫着做工”。作者又抓住读者心灵里的闪念：难道这些包身工们非得让那些衣冠禽兽们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吗？不会的，那些锭上冤魂的“呻吟”，终有一天会变成奴隶的怒吼，“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这样的议论表现了对包身工罪恶制度的审判，同时也展现了光明的未来。

作者把具体生动的描写和精辟的说明议论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层层推进。既从纵的方面展示出包身工们的悲惨生活境况，又从横的方面说明了包身工制度的发生、发展及后果；既揭露了中国封建势力的凶残本性又控诉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从而使作品的主线突出，穿插有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点面结合，疏密相间，把典型事例的描写同一般材料的叙述相结合，是这篇报告文学结构艺术的另一特点。《包身工》的作者从特定的题材出发，据表现主题的需要，并没有局限于只写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而是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散点透视的手法，重点描写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什么名字记不起了”的三个人物。“芦柴棒”瘦得如同芦柴棒一样，她生病时不仅得不到医治，反而受到残酷的折磨。放工时还受到老板“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的斥责。“小福子”在劳动时遭到东洋婆和“拿摩温”的毒打。“什么名字记不起”的一个，托人给家里写了封信就遭到辱骂和毒打。对这些内容，作品既有传神的动作描写，又有个性化的简洁对话。通过这三个人物的不同遭遇的重点描写，显示出包身工们的悲惨命运。至于对包身工们的“住”、“吃”、“劳动”等场面，只是概括叙述，一笔带过。对危及工人的“三大威胁”和“三大罚规”也是要言不烦，笔墨经济。这样详略当，重点突出，为我们绘制了一幅浓淡相宜的悲惨画面。

《包身工》结构上的第三个特点是层层剥落，步步深入地揭示出作品的思想意义。夏衍同志在《从引起的回忆》一文中，谈他写这篇作品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包身工这种最野蛮、最残酷的剥削形式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造成的。为此作者层层深入地揭露了恶势力狼狈为奸的肮脏交易和复杂关系。

作品在叙述和分析包身工制度的形成发展时，先写带工头如何把破产农民哄骗到“东洋厂”，接着写他们怎样强迫包身工们干着力所不及的劳动。后来又写他们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残害包身工。这三部分内容一层比一层深入地表现了封建势力、流氓特务投靠、勾结帝国主义的全过程。随着包身工制度的发展，这些丑类勾结起来，形成了复杂的依存关系。带工老板凭着把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把破产农民哄骗进城。他们依靠“打杂的”占有了包身工的一切，将其变成“罐装了的劳动力”。而帝国主义又派出“拿摩温”、“荡管”监视着包身工，动不动就要受到殴打、罚工钞和“停生意”的处罚。对带工老板来说，罚工钞，“停生意”，直接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于是逢年过节总要给“拿摩温”送礼贿赂，百般讨好。而那些“拿摩温”为了在洋主子面前表示忠诚，又疯狂地迫害包身工。在这伙丑类中，“打杂的”的凶狂是为了讨好带工老板，带工老板和“拿摩温”的残暴是投靠“东洋厂家”的结果；而“东洋厂家”的肆行无忌是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和旧中国政府的“优惠的保护”。他们上上下下，盘根错节地勾结在一起，拧成了一条又黑又粗的绳索。包身工们就是被捆绑其间的无辜者。作者通过大量的事实，揭露出恶势力相互勾结的复杂关系，旨在说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软弱无能，帝国主义才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侵略，使得农村破产，无法生活的农家妇女被迫成了廉价劳动力，被沦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奴隶。这就是产生这一罪恶制度的根源。整个作品所展现的血淋淋的事实，唤起了读者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鼓舞着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

法捷耶夫曾说：“重要的艺术技巧问题是要依赖作者人生观的深度，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来解决的。”《包身工》在结构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作者坚定的革命立场，饱满的政治热情，丰富的生活积累，严密的科学分析分不开的。这是我们理解《包身工》结构艺术时不可忽略的一点。

──原载《教学通讯》

１９８３年第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