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的社会与文学概况

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格局，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领域内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这是一个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朝代，也是一个矛盾重重、苦难深重的朝代。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南人处于社会的边缘，民族矛盾空前突出；阶级剥削愈演愈烈，广大民众不堪忍受，阶级矛盾严重激化；长期废除科举制度，大批儒生失去进身之路，文士地位空前低下。在经济上，随着农业的恢复，都市经济更加繁荣，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在思想上，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同时对各种宗教信仰兼收并蓄，思想控制相对松弛。这些都给元代文学的面貌与架构带来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演进历程中，元代文学处于一个新的转折期：即新兴的通俗的戏剧小说开始取代传统的典雅的诗文词赋的正宗地位，从此，叙事性文学逐渐成为文坛创作的主流。

在元代文学中，大放异彩的是元曲。它包括叙事体的杂剧和抒情体的散曲，因二者皆以曲辞为主合乐歌唱，故统称为曲。元曲一向与唐诗、宋词并举，为元代文学之主流，亦是一代文学之代表，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光辉。在元曲中，成就更为辉煌的是杂剧，它是中国戏剧成熟的标志，也是元代文学最高峰的标志。元杂剧是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把唱、念、科、舞等艺术结合起来表演故事，并用北曲演唱的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元杂剧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兴盛一时，主要是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都市经济的繁荣、通俗文艺的发展、戏剧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以及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为元杂剧的繁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其次，元代以前的诸种歌舞伎艺，尤其是宋、金以来戏剧事业本身的进步，为元杂剧的产生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艺术实践。再其次，最高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和提倡，鼓励了元杂剧的发展。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沦落下层，成为书会才人，这些创作主体对剧本创作的直接介入，有效地提高了元杂剧的艺术品位，这是元杂剧得以繁盛的根本保证；同时创作者与演出者、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关系空前密切，相得益彰，使得元杂剧迅速发展成独立的艺术样式。元杂剧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剧本一般都有固定的体制。剧本的结构，通常是由四折组成，或外加一个楔子；在剧末正戏结束之后，有“题目正名”，用来概括剧情、标明剧名；剧本韵散结合，每折均由曲词、宾白（杂剧以唱为主，故说白称为“宾白”）、科范（演员的动作、表情等）组成；杂剧一般一折戏只能唱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而且一本戏只能由主要角色独唱，正末（男主角）主唱为末本，正旦（女主角）主唱为旦本，其他角色只有说白。另外，元杂剧的角色大致可分为末（正面男角色）、旦（正面女角色）、净（喜剧角色或反面人物）、杂（杂七杂八角色的总称）四类，其表演已呈现出虚拟化和程式化的倾向。

元杂剧的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元杂剧的前期，大抵是指从金朝灭亡至元成宗大德年间。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大都（今北京）是前期杂剧创作的中心，剧作家也主要是北方人。元杂剧前期大家纷出，佳作叠现。产生出了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杰出的戏剧家王实甫、马致远、白朴，著名的杂剧作家高文秀、杨显之、纪君祥、石君宝等。他们创作出了《窦娥冤》、《救风尘》、《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墙头马上》、《李逵负荆》、《赵氏孤儿》等等优秀的剧作。这些作家多半经历了元初社会的剧烈动荡，对人生有着深切地洞察与体认，一旦成文，便非同凡响，他们所写的作品多以历史传说、公案故事、水浒故事为题材，大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高度的审美价值。由于此期的每个杂剧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们共同构成了前期剧坛绚丽多姿的局面。元杂剧的后期，是指从大德以后至元朝灭亡。这是元杂剧由鼎盛逐步走向衰微的时期。后期杂剧创作的中心由大都南移到临安（今杭州），其中重要作家多是流寓在南方的文人，也有部分作家是南方人。这一时期除少数作品成就较高外，大部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如前期。后期的著名剧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优秀作品有《倩女离魂》、《两世姻缘》等。此时元朝统治稳固，剧作家们多取材于家庭道德、神仙道化、才子佳人等主题，宣扬封建教化、因果报应、超然物外等思想的作品日益增多，艺术上也愈来愈讲求曲词的华美典丽和情节的曲折离奇，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前期元杂剧的现实批判精神，再加上南戏的迅速发展，元杂剧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还需指出的是，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第一次把关汉卿、郑光祖、白朴、王实甫并列，关、郑、白、马后来便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元代的戏剧艺术，除了崛起于北方而后又盛行全国的杂剧以外，还有一直在南方流行的南戏。南戏是南戏文、南曲戏文的简称，与北方杂剧相对而言。它是用轻柔婉转的南方曲调演唱的戏剧形式，最初是在南宋时期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所以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南戏是明清传奇的前身。南戏的形式至元末基本定型，与杂剧相比，其体制比较自由灵活：南戏称一场为一出，没有固定的出数，长短自由；题目放在剧本的开端，一般先由副末开场，说明创作主旨或介绍剧情概况；南戏亦由唱、科、白组成，相对于杂剧的“科”而言，南戏的表演动作提示称“介”或“科介”；每出戏不限用同一宫调，可以换韵，而且不再限由一个主角主唱，各种角色都可以唱，也可以对唱、合唱。此外，杂剧所用曲调是高亢劲切的北曲，南戏则用舒缓柔和的南曲；杂剧的伴奏器乐以弦乐为主，南戏则以管乐为主，等。南戏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七类：生（男主角）、旦（女主角）、净、外、贴、丑、末，比元杂剧的角色更为完备。元代后期出现的著名南戏有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和《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四大传奇，后四者又简称为荆、刘、拜、杀。这些作品多以家庭伦理和爱情婚姻为故事内容，有宣扬道德教化的创作倾向，它们共同反映了元末明初南戏发展的盛况，标志着这一时期南戏创作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也为明清传奇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中《琵琶记》代表了南戏创作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南戏之祖”。

散曲作为元代韵文的主体，其成就也颇为引人注目。散曲是与剧曲相对而言的，它是金元时期北方兴起的可合乐歌唱的一种新型抒情诗体，在元代又被称为乐府。散曲突破了传统的诗歌审美意识的窠臼，表现手法大多用铺陈白描，形式自由灵活，语言通俗流利，风格泼辣明快，显示出强大的艺术活力。在体式上，散曲大体上可以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和杂剧创作相似，元代散曲的发展也以元成宗大德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元曲作家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大都，作者大多是“兼作”，既有达官显宦、文人雅士，又有书会才人、教坊艺伎，最有成就的仍是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张养浩等人。他们的作品真率爽朗，风格浑朴自然，带有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最能体现散曲通俗化、口语化的当行本色。其中马致远的散曲成就居全元之冠。后期元曲作家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南方的临安，此时出现了许多专写散曲的作家，较为著名的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等。他们的作品大多含蓄凝练，风格清雅典丽，格律谨严，辞藻雕琢，逐渐脱离了前期俚俗生动、质朴坦率的曲之原味，体现了元代散曲由通俗化向文人化发展的趋势。

与元曲大力发展的同时，通俗文学的另一重要样式――白话小说在元代继续盛行。在继承唐宋以来说话伎艺的基础上，元代话本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于元代话本与宋代话本之间区别甚微，很难确指，又往往有前人创作后人再加工润色等情况，所以一般统称为“宋元话本”。其中“小说”是最受欢迎的说话科目。宋元小说话本有固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题目、入话、正话和结尾四个部分构成。题目是根据正话的故事来确定的，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标记；入话，又叫“得胜头回”，是小说话本的引子与开端，它通常以诗词为开头，有时也讲述一个或几个与正话题旨相同或相反的小故事，以此引入正话；正话，即故事的正文，是话本的主体，由散文与韵文两种文字组成，散文主要用来叙述故事，韵文用于绘景状物、渲染气氛，有时也起衔接和转换情节的作用；结尾一般以诗词收束全篇故事，总结文本主旨，或对故事进行评论，或对听众加以劝戒。宋元小说话本第一次用白话文来描写社会日常生活，主要演述市民生活的悲欢离合，表现市民情感的喜怒哀乐，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它开创了白话小说这一崭新的文学样式，并为明代拟话本短篇白话小说的出现开了先路。“讲史”是“小说”之外另一重要的说话伎艺。讲史话本通称平话，又称评话，大多是根据各种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改编而成，浅显的文言与不太成熟的白话夹杂并用，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编排成情节连贯的长篇故事。宋元讲史话本一般篇幅较长，分卷分目，文字质朴浅拙，关目生动曲折，有虚有实，亦文亦野，成为后来长篇白话章回小说的滥觞。如《大宋宣和遗事》为《水浒传》提供了最初的蓝本，《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已粗略具备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倾向。此外，讲经话本《唐三藏取经诗话》对《西游记》的成书也有直接影响。总之，宋元话本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相对于源于民间的戏剧小说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言，有元一代正统的诗文创作要逊色许多。元代的诗文作家，大都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生活在市井民间的元曲作者有着严格的分野；但是他们又基本上失去了以往文人的优越感，很难和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达成完全的共识。因此元代的诗文作品很少有爱国热情的宣泄，更多地是在感叹世事、歌咏隐逸中抒发自己的彷徨苦闷，带有浓厚的悲情与幻灭之感。元代前期的诗、词、散文，北方主要是继承金朝的传统，由金入元的元好问继续领导文坛，重要作家有刘因、姚燧、卢挚等，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金元易代之际残酷的社会现实，风格粗浑豪放；南方则主要是秉承江湖诗派的余绪，由宋入元的赵孟頫、戴表元、邓牧等逐渐成为当时文坛创作的主体，他们的作品多伤时悯乱之作，情调感伤沉痛，风格清丽典雅。其中邓牧的政治批判散文别开生面，他对君权专制和贪酷官吏的抨击是前所未有的，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批判力度。元代中期，随着元仁宗延祐初年科举制度的恢复，诗文创作也活跃起来，出现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所谓“元诗四大家”，尊奉唐音，步武前人，作诗讲法度，求工练，对明代的拟古诗风有一定影响。他们的作品多是寄赠题咏、歌功颂德、点缀太平之作，雄浑流丽，典雅精致，但内容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大不如前。元代后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趋于激化，作家们的写实倾向大大增强，主要诗人有王冕、杨维桢等。王冕的诗广泛地反映了元末的社会现实，刚健浑厚，质朴自然；杨维桢的诗号称“铁崖体”，标新领异，别具一格，想象奇崛，气势飞动，与李贺的诗风一脉相承。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在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还涌现出一批成就较高的少数民族诗人，如契丹人耶律楚材、维吾尔族人贯云石、回族人萨都剌、雍古部人马祖常等，他们笔力遒劲，声调雄放，标奇竞秀，为元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