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是东北流亡作家群的重要成员。这个创作群体包括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及关内各地的一些青年作者，除了端木外，还有萧红、萧军、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和李辉英等人。他们以集体的姿态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表现出了独特的群体思维和群体意识，给文坛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他们开辟了抗日文学的先河，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把作家的情感与东北的茂草和高粱交织在一起，将日寇的暴行、人民的屈辱和铁蹄下的杭争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出来，呈现出了苍凉悲壮的时代风格和强悍粗犷的艺术特色。除此之外，他们还怀着淡淡的忧愁和哀伤回忆起那片魂牵梦绕的破碎家园，字里行间渗透了对故乡山水和民众深切真挚的眷恋，并进而对民族的命运和人生的遭际展开了深入的内省和反思。因此怀乡的主题在东北作家群的笔下，不太可能有牧歌式的悠然和童话般的静谧。东北的长白山和黑土地，是作为国仇家恨的历史见证而存在的，它必然要承载起复杂而深沉的情感。《土地的誓言》正是这样一个有着独特韵味的怀乡作品，它是远离故土的游子以全部的热情和思索吟唱的一曲大地之歌。

在中国现代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端木A蕻良这样，将土地看成自己的命脉和根基。正如他在《土地的誓言》中宣称的那样：“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她。”东北本来就是满族的发源和聚居之地，作为一个满族作家，端木对于养育了祖辈的土地，始终怀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感和宗教意识。在他看来，“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因此，我们阅读端木的小说或散文，常常感觉似乎直接触摸到了雄浑而广裹的东北大地，在聆听着昂扬而悲恰的呐喊，感受着每一个地之子心灵忧伤的悸动，因而往往能够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作家一起来到他生长的地方，回首那些悲喜交织的“关于土地的故事”。

在端木的笔下，故土的山水风光都以诗化的语言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如数家珍地描绘着著名的兴安岭上“摇曳着银光的白桦”“性情刚烈的落叶松”“通体漆黑的棒棒鸡”和令人垂涎的山珍之首“飞龙肉”①。那里还有他念兹在兹的万里草原，“草原上野花随着星辰转换，室女座当令的时候，粉蒸玉琢的大朵的山芍药到处开；天琴星当令的时候，野婴粟花开了；狮子座当令的时候，金针花开了”②。我们还看见了冰雪初融的早春开河的盛况，“郁闷的河水，迸出砰然的碎响，像烧红的滚动着的玻璃熔液似的，翻花向前地滚去”。湿润的春风一下子把什么都招呼了出来，“初生的柳叶儿像刚剥开的豆瓣似的挂在梢枝上”，在墙头岩缝上窜出的草芽“娇嫩的像刚洗过澡的少女皮肤似的”。韭菜冒嘴了，小白菜分瓣了，“给春风爆干了的树枝，有时发出干裂的声音倒落下来，冰化成的涧水渐渐地从悬崖上流下来，冻裂的土崖子坍塌了，盘错的老树根子在半空电悬着。风从东方传来，树枝向西方摇晃，银色春天的声音在空中袅袅的互相磕碰”。在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旷野上，有着细嫩腰肢和温柔笑脸的金枝姐在愉快认真地摘着野菜。好一幅典型的东北初春图!不过，在这样让人醉然的景致中，作家也没有忘了加上了一句：“田里到处都是人，土匪不能活动了，这时我们怕给绑票绑去的阴影，在我母亲的眼前消散开去。”③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意味深长，沉重的忧虑就随之迅速地弥漫开来，提醒着每一个阅读者，这是一片丰饶美丽然而饱经忧患的土地。

端木蕻良是一个强调文学创作要有“宽度、深度和强度”④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不但有着对故土永恒的赞颂和眷恋，他还以土地为重要参照物，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充分展示了“九一八”前后东北的社会状况和民风民俗的变动。在他的代表作《科尔沁旗草原》中，他描写了关东大草原上的首富丁家二百年的兴衰史，并借以概括了自清朝中叶以来东北土地被开发和利用的情况。丁家的祖先不择手段地疯狂掠夺了大量的土地，自己的财富也迅速地膨胀，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但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东北的渗透和扩张，丁家日渐势微，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直至陷于破产的境地。比这个故事本身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端木的笔下，无论是占有土地的富户，还是辛苦耕耘的农民，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以土地为根基的生存态度和生命意识。他们所有的爱与恨、喜与悲、开拓与挣扎、幸福与失意都与这片土地密切相关。这里既是他们降生之地，也是他们埋骨之所。无论他们在何处漂泊，他们的血脉与精神都留在了这里，并且最终要回归到这里，与花草山川、寒冰冬雪融为一体。这种“落叶归根”的观念，其实正是端木自己的土地意识的折射。

早在南开中学期间，端木就发表了论文《力的文学宣言》，倡导“力的文学”，其中就包括“土地的力”。在他的观念中，这种“力”是美的张扬，是健全人性和顽强生命力的真实反映。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在作品中对故乡纤细而精致的怀念，另一方面他又憧憬着用泪水洗去强加给故乡的“一切的污秽和屈辱”，大声疾呼“土地、原野，我的家乡，你必须被解放!你必须站立”!对于端木作品中的“两副笔墨”，以及由此展示出来的“粗、重、大”和“轻、细、小”两种迥异的创作风格，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的话题。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来源于端木特殊的家庭背景：一方面，“大草原的空旷与寂寞、母亲的郁恺、走向没落的士大夫的大家族生活”熏陶了他“细腻与善感的本性”和“彻骨的忧郁”；另一方面，父辈传下来的“莽原子民的奔放、骠悍”又赋予了他堂?吉诃德式的拯救天下苍生的英雄梦⑤。很长时间以来，东北由于地理的偏远和气候的寒冷，形成了豪放粗野的民风。同是东北作家的萧军就曾说过，“我家乡那地方，民风是很闭塞、骠悍的。一般并不崇尚读书。当军官或‘红胡子’(土匪别称)是一般怀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理想。”在几乎所有的东北作家的笔下，我们都能看见那些有着顽强求生意志和冒险精神的“土匪”，他们因为生活的压力被迫铤而走险，但依旧与土地保持着无法分割的联系。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群体，作家们对他们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不过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以他们为主力的抗日联军成为了捍卫故土、保护家园最坚定、最无畏的力量，也就自然成为了作家们笔下肯定和赞扬的对象。在端木的小说《遥远的风砂》中的“煤黑子”，从烧杀抢掠的土匪变成了抗日的战士，成为了作家讴歌的力与美的化身。此外，在《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还塑造了一个满身野性的女子水水，也可以作为这种狂放之美的另一种象征。这些不屈服于命运和自然、富于抗争和活力的健全生命，为我们理解东北的人物和文化提供了别样的参照。

端木曾经自称“性格的本质上有一种繁华的热情”，自己与故乡人民双重的奴隶地位“形成一种心灵的重压和性情的奔流”⑥。正如他在《土地的誓言》中表白的那样，“对于广大的关东原野，我心里怀着炽痛的热爱”。他热爱那里参天的白桦和金黄的豆粒，他怀念那里高远的夜空和清亮的空气。这片土地养育了端木蕻良，他也永远属于这片土地，关于故乡的点滴记忆，也必然会横亘他的生命。即使在远离家园的异乡，相信在他的梦中，依旧会有萦绕不去的东北土壤的芳香。

(1)端木蕻良：《在内兴安岭原好森林里》，见《端木蕻良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2)端木蕻良：《在草原上》，文载同①。

(3)端木蕻良：《早春》，文载同①。

(4)端木蕻良：《文学的宽度、深度和强度》，文载同①。

(5)陈悦：《瑰伟的英雄梦幻与潜抑的生命低语─—端木蕻良小说世勇的精神透视》，见成歌主编《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6)端木蕻良：《我的创作态度》，文载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