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酷爱读书，是从大二的时候开始的。一天，在学校图书馆，我看到有一本《唐史演义》，是蔡东藩先生写的。借来一看，竟被书中历史人物那些精彩的故事所深深地吸引，李世民呀，武则天呀，狄仁杰呀，那一个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原先在一些书中接触过，但未能感动我。那一天，《唐史演义》却让我深深地感动。从此，我爱上中国历史，爱上了蔡先生所撰写的中国古代历朝演义，那是1982年的事。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出版业刚处在复苏过程中，蔡先生的历史演义还没有出完。尽管我已经阅读了大部分，但总觉得还有遗珠之憾。走上工作岗位后，自己有了收入，便经常往城里的书店跑，看看蔡先生的著作出齐了没有。最后，终于买齐了，遂了愿。

我校是一所非常偏僻的农村中学，办学条件很差。1983年，我刚参加工作时，学校根本无书可读。记得那时，我教的初三语文，除了教材之外，连教学参考书都是两人共用一本，什么资料也没有。于是，我从自己那30几块钱的工资中，节省出一大半，用来邮购书籍。为了买到好书，我又从邮局订阅了《社科新书目》报纸，以便选购合适的图书。

开始的那8年当中，我读得最多的，是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象蔡东番的中国古代历史演义，10多个朝代，我全部买齐了，读了绝大部分；此外，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我是一字一句，非常认真的从头到尾阅读过；邓之诚的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历史》以及古典名著《十三经注疏》、《日知录集释》等等，都上了我的书桌。这几本书，我基本上作为工具书，需要的时候就翻一翻。

历史原著是我阅读的又一个领域，其中的“前四史”是我下工夫稍微多一些的著作，尤其是《史记》当中的一些与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人物传记，更是我时常阅读的篇章。其次是《三国志》，那是因为喜爱《三国演义》的缘故。我在阅读了《三国演义》之后，怀着好奇，阅读了与《三国演义》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密切相关的篇章，象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的传记。读后，与小说进行比较对照，也多少明白了一些历史小说的秘密。

阅读历史方面的报刊杂志，也是我读书的又一重要方面。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中国史研究动态》、《世界历史》等杂志，我连续订了5、6年，其中的每篇文章，我都认真的阅读过。就连那个时候活跃在我国历史学界的著名的人物，我也基本上能够如数家珍般的数出来，象唐长儒、戴逸、瞿林东、付依凌、蔡尚思、何兹全等，都是我经常与他们在书中见面的大家，他们那时所发表的论文，我基本都拜读过。至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报刊复印资料，我也全部订购齐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也都拜读过。

值得一提的是，由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牵头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于1987年到1989年开办了一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的函授，全国有一万多人报名参加，我也自始至终认真、系统地学完了15门功课。这些课程，都是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印度文化概论》《日本文化概论》《比较法学》《比较教育学》等。这些教材，也都是由书院所聘请的国内一流学者所撰写的。那时候，阅读这些教材，真有一种“饥饿的人扑向面包”般的激情。可以说，读这些教材，让我比较全面地接受了一次东西方文化的洗礼，也为我奠定了良好的文史方面的基础，使我在今天的教学与写作生活中，常常能够左右逢源，基本上可以做到信手拈来。尤其是我在撰写几篇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论文时，没有感到过什么大的困难。比如，1997年写的《从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看语文教育本体的演变》和几个月前写的《中国的教育是怎样失去游戏的》两篇文章，都直接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教育的问题，就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历史文化方面的难题。我想，用“受益匪浅”四个字来概括，是恰如其分的。

此外，象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王国维的《水经注校》也是我经常去翻阅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由已故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地图集》，刚一出版，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通过邮购及自己出差的机会，基本上都买齐了。想当初，我一边阅读历史著作，一边查阅地图的情景，至尽仍然难以忘怀。

买的书刊一多，就逼得自己一定要想方设法挤时间去阅读。当时，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每天读书时间不得少于3小时。因此，每天下课后，我总是抓紧每分每秒，手上的工作一干完，便又捧起书本阅读起来。

为了读好书，早在大学时代，我就订购了几百张读书卡片，没想到，到了这时，还真发挥了作用。从此，每天放学后，人们都能看到我手捧书本，坐在房间门口的凳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有时，也坐在房间里，书桌旁，伏案苦读。精彩处，也免不了拍案叫绝，有时还情不自禁地说上一两句，以致有人还认为我是在与谁说话。一看才知，原来是在与古代贤人对话。

1991年，对我而言，是个转折年。一件事情转变了我读书的兴趣。那是在一本语文教学杂志上看到一则征文启事，说是将召开一个语文教学研讨会，特向全国语文教师征集论文。我想：自己作为一位语文教师，又是一个写作爱好者，何不试一试？

为了写好那篇论文，我查阅了当时所能查到的有关语文教学的所有报刊资料。这一查，真使我眼界大开，觉得：除了历史那么有趣外，教育，或者说语文教育竟也那么奥妙无穷。原来，教育教学也是一门大学问，我何不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阅读，不是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吗？

那年的7月份，我参加了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一个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在会上交流，并获得了二等奖。这一 “奖”，更坚定了我深入阅读教育书刊的信心。

从此，我的阅读兴趣就发生了变化，由原先对历史著作的痴迷，转移到了对教育教学论著的关注。

阅读教育教学书籍，最多的，还是理论方面的著作。象瞿葆奎先生主编的那一套《教育学文集》，共20多个分册，我邮购了其中的大半，象《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智育》、《德育》、《教学》（上、中、下）、《美育》、《学校管理》、《教育研究方法》、《教师》等分册，都上了我的书架，也是我那时读得最多的。书中，那些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使我这个乡下老师大开眼界，什么教育认识论呀，教育实践论呀，暗示教学法呀，设计教学法呀，都是我在这部书里第一次接触到的。至于那些世界一流的大教育家的名字，比如布鲁姆，比如布鲁纳，比如罗杰斯，比如杜威，也是我那时才知道的。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学说，都是我原先连听也没有听过的，感觉好新鲜，好新奇，给我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的感受。它让我认识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深奥与科学，那决不是光凭自己当年求学时代所了解的那些感性经验就能认识得了的，也不是只凭自己在大学里面学的那仅有的一点点书本知识就能把握的。

读《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让我懂得了西方教育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流派；读《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使我明白了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发展趋势；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使我明白了语文教育中所蕴涵着的诸多的道理；读《中国教育大系·现代教育理论丛编》，让我明白了教育理论世界的无限宽广；读《中国教育思想史》，使我懂得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博大与精深；读《教育哲学》，让我懂得了怎样从哲学的高度去把握教育。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教育研究》、《教材·教学·教法》、《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等报刊杂志，都是我常常阅读的报刊。从中，我接受到了最新的教育理念，吸收了最鲜活的教改经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1年的正月，我在南昌参加江西师大中文函授本科学习期间，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特价书店，我看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名叫《人：游戏者》，作者是荷兰学者胡伊青加。我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我多年来所急于寻找的一本书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决心买下，一看书价，打折后才6块钱。回家后，我抓紧分分秒秒，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其中的一些章节，我还反复读过几遍。这一阅读，使我多年所思考的教育与游戏的关系，有了一点眉目。于是，在胡伊青加这本书的理论启发下，我竟一口气写了5万多字的教育与游戏方面的论文，在《中国教育报》、《教育参考》等著名报刊上发表。在一些著名教育网站的论坛上，我这一组文章的发表，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至几所大学的研究生都纷纷向我请教，使我这个乡村教师的名字，竟一下子让那么多的人所关注。

培根告诉我们：“读书使人明智。”20年的读书生活，使我更多地懂得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厚重，理解了教育与教学的深奥，让我开阔了眼界，知道了在教育上，“山外还有山”，“楼外更有楼”；更为重要的是，让我这个乡村中学的教师，生命更加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