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发明于东汉而普遍应用于两晋。然而“其纸止高一尺许，而长只有半。盖晋人所用，大率如此，验之《兰亭》狎缝可见。”（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这也是晋代最有特色的尺牍、文稿流行的原因。

说中国书法，王羲之是绕不开的人物。

那是永和九年（３５３）的暮春，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季节。初三那天，应该是上已日吧，按照当时的习俗，古人都要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这叫“修禊”。时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带领家人及子侄辈，同时又邀约了自己的一批朋友来到茂林修竹掩映着的兰亭。当其时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当中：谢安是东晋风流的主脑人物，这位在淝水之战中吟啸自若，一举击败苻坚百万之众于八公山下的传奇人物，此时正隐居于东山；孙绰当然也是众所周知的名士，他作《登天台山赋》，曾对友人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自负得有点可爱；还有一道一僧，许询和支道林，一个仙风道骨，另一个议论玄理“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徽之爱竹，“不可一日无此君”；王献之年龄最小，而谢安却十分器重，认为“小者最胜”；此外，还有谢万、李充、孙统、郗昙、袁峤之等，皆为当世名士。他们前呼后拥地来到了“曲水”，玩起了当时盛行的“流觞”游戏。这可能是东晋名士中最富文学意味的一次雅集。前不见古人，也后不见来者。面对春光烟景，大家开怀畅饮、放喉歌吟，在无拘无束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了极其难忘的一天。那一天，四十一人得诗三十七首，编为一卷，曰《兰亭集》。作为发起人，王羲之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为诗集作序的任务。

序应当怎么写?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万物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人生赖宇宙旋转而旋转。看山，千岩竞秀；听水，万壑争流。晴岚使他沉醉于朦胧，鸟鸣使他留恋于幽深，山风牵衣，使他恍悟生命的短暂，杂花生树，让他回忆起已经消逝的时光……从自然界回到人类自身，他想到人的命运与一生，想到快乐与悲哀，想到死，也想到后人会怎么看待他们这些人……情思、哲思与文思互相激湍，有如春潮拍岸，卷起千堆雪。于是，他挥动大笔，一口气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兰亭集序》。

文妙，字更妙。一篇三百余字的美文，却有二十个不同形态的“之”字。“之字最多无一似”，它像一根五光十色的线索，把一颗颗珠玑串连起来，然后编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让人爱不释手。

可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序》墨迹，是唐人的勾摹本。原作早已作为唐太宗的陪葬品埋入昭陵，留一个永远的想象与遗憾。

行书以外，王羲之的真书也达到了“绝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析。”（孙过庭《书谱》）纵说横说，只有二字可以概括：“天然源于性情”，──从自己胸襟流出。

王羲之的草书刻本有《十七贴》等，而我看好的则是《行穰贴》，奔放如江河横溢，畅快似飞流直下，体势开张，姿态多变，开了王献之“尚奇”书风的先声。

王羲之之人，也颇堪玩味。他少时即有“骨鲠”之名，似乎一生都没有改变。他看不起没有多少才能的王述，后来王述任扬州刺吏正好管着他，而且处处与他过不去。他深以为耻，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有他的《告誓文》为证。从此，他飘然于山水之间，以一颗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大自然的奥秘，把人世间的千般污浊，万种思虑都抛在了脑后，实现了他“吾为逸民之怀久矣”的夙愿。还有更早的一件事，也见出他的性情。有一次，太尉郗鉴派人去王家求婚，王家子弟都紧张得不得了，只有王羲之依然坦腹东床，躺在那里睡大觉。郗鉴得知以后大加赞赏，便将女儿嫁给了他。此种风范，使我联想起艾米莉·狄金森的几行诗：“美，不经造作，它自生──刻意追求，便消失──听任自然，它留存──”她说的是艺术，也说的是人。同样道理，只有大自在之人，才有大自在之作的《兰亭序》。这也是王羲之以后多次重写而难以达到第一本《兰亭序》的神韵的一个原因吧。

王羲之的书法“俱变古形”，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说起来也真有意思，大王的创新却是由于小王的建议。想象，让我牵一匹四蹄生风的快马，风尘仆仆，从现在跑回到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晋代。

那可能是一次极其随便的闲谈。窗外，又是一个花烂映发的春天。在飘散着墨香的书斋里，父子两人喝着新茶，从自然说到人物，又从文学说到艺术，上下古今，信马由僵。话题转到了书法，儿子王献之突然迸出一句话来：“大人宜改体。”说也许是有意无意之间说出来的，但却给王羲之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是“宁作我”，还是亦步亦趋做“家鸡”？时代把创新的命题摆到了王羲之面前。

晋代是一个智者复活的时代，鲁迅先生在谈到魏晋风度时曾经指出，这是一种“集体的觉醒”。觉醒于“越名教而任自然”。悟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尊重人生的自我价值，成了那个时代名士风流的一种理想。品藻人物，由此及彼，发现自然美和人格美，进而追求文学艺术美，在那个时代达到了高潮。陆机的《文赋》、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煌煌巨著都产生在这个热闹的品藻人物和文学觉醒的空气中。王羲之创新的书体，毫无疑问，既得益于他人的觉醒，也得益于他自己内心的觉醒。

元代的赵孟頫一生都在王羲之的书法里讨生活。他对“书圣”王羲之推崇备至，说王字“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其实，说到书法，何止一个赵孟頫，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中的有力支撑。

可是，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唐代的韩愈在《石鼓歌》中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唐代还有一个张怀，是个针对时弊大胆批评而无所避就的人，他说：“人之才能，各有长短。”在他列举的今草排行榜上，八人之中王羲之位居其末。在唐太宗称王书为“尽善尽美”的时代，韩愈和张怀瓘的公开异议是需要一种勇气和胆力的。我尊重这种勇气和胆力。艺术也同样，它不能只有一个声音。百家争鸣，然后在百花齐放，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不然，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否认王羲之的伟大，他当之无愧为古代书法的“集大成”者。面对他的书作，有庄严，也有飘逸；有情感，心有明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他的人格魅力与书写技巧是融为一体的。于是，各种倾向的书法家，无论你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浪漫的还是理性的，唯美的还是尚丑的，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典范，并从他的精神粮仓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羲之是无法穷尽的。

──摘自《宣纸上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