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的本体论是关于语文教育的存在问题，致力于探求语文教育存在的最普遍、最高的本质，对于深刻认识语文教育的本质，开发语文教育的资源，促进语文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育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习惯上，一般将处在萌芽时期的、原始社会的语文教育称为“言、文”教育或潜语文教育；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语文教育称为“古文”教育或前语文教育；1840 年至1949 年的语文教育称为近代语文教育； 1949 年至今则称为当代语文教育。纵观我国古代、近代乃至当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可以窥见其本体的演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都因其本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从其主流看， 大致经历了一个教化本体、智能本体和人文本体的演变过程。当然，本体的演变并不必然与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几个发展阶段一一对应，这是两个不同标准划分的结果。前者是按照语文教育赖以存在的最根本的基础划分的；后者则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为标准划分的。

但是，两者也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体系， 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教化也好， 智能也罢， 人文则更不必说，都与社会的生产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产方式的存在对教化的内容、教化的要求，对智能的重视程度，对智能要求的高低，对人的素质等，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两者的联系体现在时间上，具体表现在:古代至近代初期为教化本体；近代中期至今为智能本体；现今以后为人文本体。

一、教化本体

教化本体是指语文教育以教化为立足点， 语文教育的存在以教化为基石。教化本体表明语文教育是建立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之上。古代最为典型。《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在语文教育尚未独立设科的古代，教育包括文史哲的教育。有人说，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化民成俗”成为语文教育的基础和首要目的。古代儒家一贯主张:“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就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但“明人伦”仅是教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教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 主要有“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安贫乐道思想，除暴安良思想，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思想，学无止境、精益求精思想，精兵简政、为政清廉思想，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思想，等等。”①

为了实现教化的目标， 中国古人将儒家经典著作选为教材。“四书”、“五经”是官方所定的蒙学之后的主要课本。《大学》是十分典型的一套自成体系的道德教育教材。全书提出了一个总纲“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讲修身，“亲民”讲爱民，“至善”则指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讲提高自身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治人的范围，涉及到道德的各个方面。《诗经》本是一部诗歌总集。虽然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意思是要学会说话，就要学“诗”。然而，他仍然主要将它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本。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有七大作用:一是感发兴趣，二是考见得失，三是团结和睦，四是怨而不怒，五是孝敬父母，六是效忠君王，七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七大作用中，没有一条真正涉及语言文字教育，除第七条外，都是有关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见， 在古人的心目中，《诗经》是进行全面教化的生动教材。即便是在近代初期，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小学堂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者不读经书， 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 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将读经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能否立国的高度，教化本体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