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张平仁

伴随着新世纪国学热，社会各界关于读经的各种议论也一直在进行。有时历史仿佛可以轮回。如果把当下的这场论争与发生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关于读经的讨论放在一起，就会饶有趣味地发现，虽然时代与时局迥然不同，但今日之辩题，当年大都曾被涉及。两种语境之间，交叉之处颇多。我们不妨通过阅读此文，去做一次思想的穿越。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师夷长技”，中西文化问题凸显。不过，在“中体西用”论占居思想主流的局面之下，中国的伦常名教与西方的富强之术并行不悖，士人传统的读经活动基本未受影响。随着洋务运动由兴而衰，时人逐渐认识到西学有用有体，遂开始主张改革科举。因主张者着眼于“致用”，故统治者也支持并推进;但有人进而鼓吹民权、议院，试图推动政体变革，并随之有病经、废经之议，这就为统治者所不容。张之洞于维新变法前夕抛出《劝学篇》，在倡导致用的同时，强调的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这种是华夏民族，这教便是儒教，这国即君主专制之国。力图维护经学意识形态地位之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后，清廷加快改革步伐，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传授西学。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民间诟病经学之风，防止新式学堂中经学教育被弱化，1904年初颁布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所附《学务纲要》中特意强调“中小学堂宜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较之前一年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新版的章程中，经学课时不但未减，反而增加了。章程规定中小学堂皆设读经讲经科，初等小学堂讲授《孝经》、《四书》、《礼记》节本，每星期12小时(各科总计30小时);高等小学堂讲授《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每星期12小时(各科总计36小时);中学堂讲授《左传》、《周礼》，每星期9小时(各科总计36小时)。章程颁布后，一些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读经非幼稚所宜。

此时，科举妨碍新式人才的培养，应予废除，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清廷遂于1905年下诏停办。不过，停办科举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读经。袁世凯、张之洞等《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奏折中，认为科举时代很多士子对经书不全读、不尽解，而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有内容和课时的规定，“旧学非但不虑荒废，抑且日见昌明”。而实际上，统观当时中小学堂的科目及课时，读经讲经只是8至12门必修课之一，课时只约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经学不再是独有、独尊的知识，加之西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对经学形成冲击，经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自然弱化。更为重要的是，一支不依附于封建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正由此而逐渐形成。它的兴起，势必对社会各界关于读经的看法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及清廷宪政的推进，废经呼声越来越高。1911年4、5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通过初等小学堂不设读经讲经科的议决案，并于7、8月间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获得通过。这项决议虽因御史弹劾未向内阁呈递，却可看出废经已成为教育界的主流意见。

二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月19日启用印信的当天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单设一条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学课程和师范课程中也没有读经科。对于孔子，他认为其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在4月同记者的谈话中，又指出旧学自应保全，但大学亦不设经科，相关内容分入哲学、史学、文学。可以看出蔡元培认为在共和政体下，经学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但作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依然可以存在。

不过，此时的民间，却是别一番风景。中国各地祀孔之风仍盛，儒家文化的主要生存空间正由经学形态向民间“草根”形态过渡。与此同时，不少人撰文称中小学读经一科不宜尽废。

为实行帝制，1915年2月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强调各学校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科，大学独立单设经学院。经学之意识形态功能，又一次被彰显。这自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经学无用化，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与传统学术价值，也被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只堪作为文献资料的“国故”。其后虽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20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等书认为东方文化有诸多优点，一度引发东西文化优劣讨论，但影响不大。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1920年教育部规定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改文言为白话。这意味着在小学教材中不允许出现经学内容。1923年更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不过这一规定在很多地方受到抵制。

二梁之后，又有章士钊主张文化调和论，反对与旧传统割裂的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1925年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教育总长后，决定自初小四年级起读经，每周一小时，不过因其旋即去职，未及施行，倒是引起了一个读经争论的小高潮。1925年山东省省长熊炳琦、1926年江苏省都督孙传芳令省内学校添加读经。纵观经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其命运犹如一位过了气儿的演员，上台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呆在台下的时间越来越长;好不容易被推上台去，却很快又被观众轰下台来。

三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内忧外患加重，文化建设问题于是凸显，读经争论再起。教育部于1930年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继承了不设读经科、小学用白话的规定。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写成《中国教育之改进》，认为中国教育应建筑在固有文化基础之上，于次年国内翻译出版后引起热议。三十年代初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省主席何键分别在省内推行读经，声势颇大。1934年国民政府明令祀孔，蒋介石也倡导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教育部于1934年4月通令禁止强迫小学生学习文言文及读经，由此引发关于读经问题的新一轮讨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引发了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全国性的大争论，读经与废经成为论辩双方的着眼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经之于现代中国文化是神圣性的、根基性的还是普通性的;读经是否实为军阀及国民党的统治策略;读经是否有助于提振民心、挽救国难;读经是否可提升民众道德水平、维持国家长治久安;以经为主体的古文是否还该学。

这些争论直接影响到对中小学读经的看法。绝大多数论者不反对大学相关系科将经学作为文献资料加以研究，但对中小学读经很多论者持谨慎态度。相关讨论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关于该不该读。总体上肯定经在现代仍有价值的论者之中，对中小学是否读经有三种看法：第一种不主张读，理由主要有：不易理解;国文、历史、公民等教材中已有相关内容，不必另读;观念、时间上妨碍理工科学习。第二种认为应从初中或高中读起，小学不应读，主要是无法理解，不会取舍。第三种认为应从小学读起，理由主要有五：一是一些经典的意思较易理解;二是小学应以培养道德心性为主;三是读经所需时间有限，无碍算学(很多论者主张每周读一二小时);四是小学生心地澄明，应以正确思想占据其头脑;五是小学生记忆力强，不管理解与否，应先大量背诵，待以后再逐渐理解运用。以上不同意见的核心是对经的现代价值、难易程度和中小学生理解力的不同认识。

关于读的内容。不少支持中小学生读经者对于所读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最基本的是“四书”，因为其较易理解，重在伦理修身，合乎读经初衷;其次是加入《孝经》;再次是加入《礼记》部分篇章，都是围绕基本的伦理道德及其原理展开的;再次是《诗经》、《左传》，为其有文学价值;再次是《尚书》、《周易》。还有论者进一步对选编方式提出了建议，要之如下：(1)节选，要符合现代精神及生活所需，一般以伦理道德类为先;(2)作必要的改良，不能固守古人思想;(3)分类编纂，以更见出其系统;(4)不局限于“十三经”，应杂取史、子甚至集部类书;(5)附一些古人注释、相关历史事迹，以引起兴趣、帮助理解。

关于读的方法。在学习方法上，论者大都强调两点：一是注重理解而非如以前那样死读，要求教师运用各种适合儿童接受能力的方法促进学生理解;二是要切己体察，学以致用，力践躬行。这是对儒学原始精神的回归，也表明读经主要由知识传授向人格塑造、由存圣教向助修养过渡。

关于课程设置。有些论者主张设专门时间读经，每周一二学时。不少论者则不主张中小学特别是小学专门读经，给出了一些替代方案，如：将读经改为经训或伦理或修身，或直接将学生可懂可用的相关内容并入国文、公民及历史教材中;改编成语体文，用浅白文字表达伦理之旨，或用具体事例阐述经义;选择适合儿童心理之部分，改编作故事或戏剧，教其阅读和表演。这些看法很有创见，出发点大概有三：一是经书的精义有限，不用专门去读;二是可以充分理解，避免死读;三是避免给反对者以口实。

以上论点较之旧时代全学、照学的方式已有根本不同，考虑到了经的价值及现代适用性，又考虑到了学生的接受特点，兼顾了社会本位与儿童本位。对中小学生读经而言，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读经的合理性及成败。(来源：光明日报)